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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人文话商州文化名家谱新篇之四

2026-02-02 17:38:44

山水人文话商州文化名家谱新篇之四

巍巍秦岭，赋予了商州山水以灵性；泱泱文脉，积淀了商州文化以厚度。商州素有“书画名城”“花鼓之乡”美誉，这里不仅孕育了京夫、贾平凹等当代文学大家，更吸引了李白、白居易、韩愈、邵雍等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瑰宝。为了进一步展示商州文化名家、艺坛巨擘的独特风采，我们推出《商州文化名家访谈》专栏，与读者一同走进商州这座蕴藏在秦岭腹地的文化绿洲，聆听名家心声，探寻人文精髓。我们将陆续邀请文化名家，通过深度对话，展现文化名家的思想魅力与人文情怀，探寻商州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独特文化基因。

让我们随名家视角，一起领略商州山水人文之美，感受这座千年古州在新时代的文化活力与创新精神。

墨骨文心映商山——忆余振西先生书法与人生的当代启示

惊悉余澍（余振西）先生于2025年7月13日（农历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仙逝，刹那间案头笔墨凝涩，窗外蝉鸣也似带悲声。与先生相知二十余载，从初晤时他挥毫题赠“文以载道”的温润，到后来每回论及商州文旅融合的投契，那些茶烟绕梁的周末，那些谈及古籍修复时的灼灼目光，还有敦煌大漠中他摩挲碑刻的身影、深圳展厅里他俯身答疑的模样，此刻都化作心口的钝痛。先生以这样一个殊胜之日远行，或许正是以生命印证了他毕生参悟的禅理——生死本是圆融的闭环，离去恰是归处。

在当代书法版图中，地域书家的坚守与深耕往往藏着传统文脉延续的密码。秦岭南麓的商洛，自古便有商山四皓隐逸守真的人文传统，商山洛水的灵秀与沉厚，滋养了一代代文化守望者。余澍（余振西）先生正是这片土地孕育的书法传人——他的人生轨迹与商洛的山水人文深度交织，更以敦煌的雄浑、深圳的开阔为养分，从早年的启蒙、中年的深耕到晚年的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化作笔墨的养分，最终铸就了兼具传统厚度、乡土温度、禅意纯度与时代广度的艺术风格，以一生践行“书为心画”的古训，其作品、人格与教育践行共同构成了当代基层书法传承与文化守望的生动样本。

乡土启蒙：山水文脉铸笔墨之基

余澍（余振西）先生的书法风格，自始至终带着商洛山水的基因、乡土文化的底色与一份天然的澄澈，这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体验。他出生在商洛山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谦先生长期担任原商州区城关中学（现商州区中学）校长，母亲为湖北一大家闺秀，写得一手好字。童年时光里，他浸润在秦风楚韵、商山洛水的灵秀与厚重之中：春日漫山苍翠、夏日洛水潺湲、秋日崖壁苍劲、冬日古松挺拔，这些自然景致成为他最早的审美启蒙。

年少时，他常随父母亲走访乡村祠堂，祠堂里斑驳的古碑、匾额上遒劲的字迹，让他对书法产生了最初的敬畏与热爱。父母告诉他：“这些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藏着做人的道理，也藏着山水的灵气。”这句朴素的话，在他心中埋下了“书与乡土共生、与道义相伴”的种子，恰如他后来赠予笔者的“文以载道”，早已是刻入骨髓的信念。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身为老革命并不宽裕，少年余振西没有条件购置昂贵的宣纸与碑帖，便以树枝为笔、以河滩为纸，日复一日临摹祠堂古碑上的字迹；偶然得到一本残破的《兰亭集序》拓本，便如获至宝，连夜抄录，反复揣摩。这种在艰苦条件下的执着求索，让他早早养成了“心无旁骛、扎实临帖”的习惯，也让他的笔墨天然带着一种不事雕琢的质朴。商洛山区人民坚韧、醇厚的品性，更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审美取向——他不偏爱纤巧浮华的笔法，反而对古碑中沉厚、刚健的线条格外敏感，这为他日后“碑帖融合”（即北魏碑刻的刚健骨力与“二王”帖学的流畅气韵相结合）的路径埋下了伏笔，也奠定了他兼具儒家担当与释家慈悲的人格底色。

青年时期，余澍（余振西）先生有幸得到书法名家指点，系统接触“二王”帖学。老师告诉他：“帖学如洛水，要得其流畅灵动；但咱商洛人，骨头要硬，笔墨里得有商山的筋骨。”这番话让他豁然开朗，也让他意识到，书法不能脱离自身的生命体验。此后，他一边潜心临习《兰亭集序》《中秋帖》，每日临池不辍，在提按顿挫中体悟帖学的圆转灵动；一边走遍商洛的山山水水，寻访散落在民间的古碑刻石，将自然山水的形态与古碑的笔意相互印证。他曾在秦岭的断崖下静坐半日，观察岩石的棱角与纹理，琢磨碑刻“方折峻利”的笔法；在洛水之畔凝望流水，体会帖学“圆转流畅”的气韵。这种“以自然为师、以古人为友”的启蒙经历，让他的书法从一开始就跳出了单纯的技法模仿，融入了地域山水的灵性与乡土生活的质朴，形成了“灵秀中见沉厚、质朴中藏禅意”的初始风格。

中年沉潜：碑帖相济融敦煌风骨

如果说乡土启蒙为余澍（余振西）先生的书法奠定了底色，那么中年时期的访碑经历、教育践行、敦煌之行与人生沉淀，则让他的“碑帖融合”风格真正成型，更让他的人格与艺道愈发通透。三十岁后，余振西先生不再满足于书本上的碑帖拓本，开始踏上寻访历代碑刻的旅程。彼时交通不便，他常常背着干粮、带着拓印工具，辗转于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地的石窟、寺庙与山野之间，实地考察《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石门铭》等经典碑刻的原貌，而敦煌莫高窟的旅程，成为他艺术生涯中一次至关重要的精神洗礼。

在敦煌，他不顾风沙烈日，在莫高窟洞窟中流连数日，整日面对壁画上的飞天线条、题记碑刻的斑驳字迹，如痴如醉。那些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却依旧鲜活的笔墨，既有碑刻的沉厚刚健，又有壁画线条的舒展灵动，更蕴含着丝路文化的雄浑开阔与佛教艺术的空灵禅意。他亲手拓印洞窟中的残碑题记，指尖触摸着石壁上深浅不一的刻痕，仿佛能与千年前的书者对话。他发现，敦煌书法的“风骨”，是将自然的磨砺、人文的积淀与精神的修行融为一体，既有“大漠孤烟直”的雄浑气象，又有“清泉石上流”的温润质感。这次敦煌之行，让他对“金石气”有了更深层的领悟——那不仅是岁月沉淀的厚重，更是跨越地域的文化包容与精神坚守。回到商洛后，他将敦煌书法的雄浑气韵与禅意空灵融入自己的创作，在北魏碑刻的刚健与“二王”帖学的流畅之间，增添了一份丝路文化的开阔与敦煌艺术的空灵，让笔锋在方折圆转中更具张力，线条在刚健温润中更富层次。

中年时期的余澍（余振西）先生，身兼教育者与书家双重身份，从教四十载，粉笔灰落满肩头时，恰是桃李芬芳满商山。他曾在商洛市教育局任上为乡村校点奔走，践行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又见孩童失学便解囊相助，怀揣释家“悲智双运”的慈悲。他常以书法喻教育，说“笔锋藏露之间，恰如育人张弛之道”，那些年他捐建的乡村图书室，至今仍在滋养山乡子弟的心灵。这段基层教育经历，让他的性格变得愈发沉稳豁达，也让他对书法的理解更加深刻——书法不再是个人的笔墨游戏，而是承载乡土情感、传递文化精神、践行教育初心的载体。他开始有意识地在书法中融入“担当”与“温度”：为乡村修路碑题字时，选用厚重的楷书，笔笔中锋，力透纸背，如土地般沉稳，寄托着对家乡发展的期盼；为返乡创业者题字时，用流畅的行书，笔势舒展，如洛水奔涌，传递着豁达与鼓励；为大云寺题写《福慧双修》匾额时，笔力中藏着对故土文脉的深情与禅意的通透，更暗合了敦煌艺术中“悲智双运”的精神内核（配图说明：余振西先生为大云寺题写的《福慧双修》匾额）。

这段时期，他彻底摆脱了“帖学软媚、碑学僵硬”的桎梏，将帖学的流美、碑学的沉厚、敦煌的雄浑与教育者的温润熔于一炉。他的笔法愈发精到：起笔既可见帖学的露锋灵动，又不失碑学的斩截之力，更暗含敦煌线条的舒展气象；行笔中锋稳健，线条兼具“筋”与“骨”，如商山劲松，外挺刚健，内蕴生机，似敦煌飞天，轻盈灵动，暗藏力量；收笔或回锋内敛，藏蕴藉之态，或轻挑出锋，显飘逸之姿，刚柔相济，恰到好处。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他中年时期“访碑砺心”“敦煌悟道”“教育沉潜”与“人格修行”的四重结果——访碑赋予笔墨“骨力”，敦煌注入笔墨“气象”，教育增添笔墨“温度”，修行涵养笔墨“禅意”，四者交融，铸就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质。

暮年坚守：公益传灯耀鹏城内外

数十年如一日的公益授课坚守，是余澍（余振西）先生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晚年赴深圳举办公益书法展的经历，更让他的书法风格愈发温润、醇厚、通透，褪去了所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尽显“清逸守真”的本色与三分禅意。从四十岁到七十三岁，他的书房始终向书法爱好者敞开，不分贫富、不分长幼，只要有求学之心，便能得到他毫无保留的指导，这与他“教育是让每个灵魂都懂得抬头看山”的理念一脉相承——他自己便是那座山，以笔墨为阶梯，让无数人窥见文化与精神的高度。而深圳之行，让这座“阶梯”延伸到了岭南大地，让商山书风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年过六旬时，深圳的文化机构慕名邀请他举办书法展，再三强调可提供丰厚报酬与商业推广资源，却被他一口回绝。“写字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传统文化、守住文化根脉。”他提出唯一条件：展览必须纯公益，不设门票，不搞商业售卖，还要配套公益书法讲座，让普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能近距离感受书法之美。主办方欣然应允，于是便有了那场轰动鹏城的“商山墨韵·禅艺双修”公益书法展。

展览期间，他带着自己多年的精品力作，包括融入敦煌气韵的《心经》长卷、饱含乡土情怀的《商山赋》修订版，还有为深圳特意创作的行书《海纳百川》。展厅里，岭南的温润气候与商山的刚健笔墨相映成趣，敦煌的雄浑气象与鹏城的开放精神碰撞交融。他每日亲临展厅，为参观者逐字讲解作品的笔法、章法与背后的文化内涵，面对孩子们好奇的提问，他耐心示范执笔姿势，用“树枝写河滩”的童年经历鼓励他们坚持梦想；遇到热爱书法的普通市民，他主动交换心得，甚至当场挥毫赠字，落款常题“公益传灯，文以载道”。有年轻创业者感慨：“余先生的字里没有铜臭味，只有踏实与坚定，让我们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找到了心灵的宁静。”此次深圳公益展，不仅让商山书风走出秦岭，更让传统书法在现代化都市中焕发新生，展览所得的少量捐赠，他全部带回商洛，用于添置乡村学校的书法教具。

公益授课与深圳公益展的过程，也是他与不同地域群众深度交流的过程。学生中有农民、有教师、有孩童，深圳展厅里有创业者、有学子、有退休老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审美需求，让他的书法更加贴近生活、包容多元。为了适配乡村祠堂的匾额、景区的楹联、学校的校名，也为了契合深圳展厅的现代空间、市民的审美需求，他不断调整风格：写家训匾额时，用楷书的端庄厚重，契合乡土伦理的严肃；写景区楹联时，用行书的流畅灵动，贴合山水的灵秀；写学校校名时，用隶书的古朴率真，寄托对后辈的期许；为深圳创作时，则在行书的舒展中融入更多开阔气象，呼应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活力。去年深秋同游丹江，他指着水中月影笑言“诸法空相，却处处见真如”，彼时未解深意，今时方知其味——无论是商洛的乡土、敦煌的大漠，还是深圳的都市，都是他修行与传艺的道场，这份通透早已融入他的笔墨——枯润浓淡皆自然，疏密开合本心现。

更重要的是，公益传灯的“利他之心”、禅修的“清净之心”与深圳之行的“开阔之心”，让他的笔墨满含温润之气与包容之态。晚年的余振西先生，书法中少了中年的刚劲锐利，多了一份平和醇厚与开阔从容。观其晚年作品《商山赋》修订版，起笔虽仍有断崖坠石之力、敦煌碑刻之雄浑，却少了几分锋芒，多了几分蕴藉；墨色浓淡相生，枯润相间，如商洛山水的四季更迭，似敦煌大漠的朝暮流转，自然和谐；章法上疏密得当，气脉贯通，如乡村邻里的相处，若深圳都市的包容，和睦融洽。这种温润不是软弱，这种开阔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历经岁月沉淀、跨越地域历练后的从容，是“爱人者人恒爱之”的情感投射，是禅心、艺心与时代之心的完美交融。他赠予笔者的《岳阳楼记》《朱子家训》，还有赠予深圳公益展的《海纳百川》，都藏着这份从容与坚守，藏着他对文化传承的家国情怀，如今重展，墨迹如新，先生音容宛在（配图说明：余振西先生晚年书法作品《商山赋》局部）。

艺道合一：商山书风显人文之境

余澍（余振西）先生的书法风格，最终定格为独树一帜的“商山书风”，而这一风格的核心，正是他一生“清逸守真、心系乡土、禅艺双修、兼容并蓄”的人生选择。在当代书坛商业化浪潮汹涌的年代，他拒绝各类商业炒作与“名家”虚衔，始终扎根商洛基层，却以敦煌的雄浑开阔、深圳的包容多元丰富自身，过着清贫而充实的生活。这种“不为名利所惑、潜心艺术本真、胸怀天下文脉”的选择，让他的书法彻底摆脱了匠气与俗气，保有了纯粹的艺术真气与禅意通透。

他一生不慕虚名，不参加功利性的商业展览，不追求“速成”的艺术效应，而是沉潜碑帖与乡土之间，奔波于敦煌大漠与深圳都市之中，将全部心力用于书法传承、教育践行与文化守望。这种“寂寞之道”的坚守与“开放之心”的践行，让他的笔墨愈发沉静、内敛却又不失开阔，如商山深处的古松，不事张扬，却自有风骨；如敦煌大漠的胡杨，历经风沙，愈发坚韧；如深圳海滨的灯塔，照亮前路，温暖人心。他的楷书“端庄中见刚正，如商山劲松立岩、敦煌石经沉厚”，是他不阿谀、不迎合的人格写照；行书“潇洒里藏豁达，似洛水奔流通畅、鹏城海风开阔”，彰显着他淡泊名利、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隶书“古朴中露率真，若古碑历久弥新、敦煌题记质朴”，体现了他坚守传统、回归本真的艺术追求；而所有书体中蕴含的禅意，正是他“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修行见证。

更难得的是，他的人生选择让“商山书风”成为“传统性、地域性、修行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统一。区别于江南书风的秀雅，商山书风更具山水刚健、乡土厚重、敦煌雄浑与时代开阔——他始终以开阔的视野对话书法史主流，深耕“二王”帖学与北魏碑刻，吸纳敦煌书法的气韵，坚守传统法度；从未脱离商洛的乡土土壤，将地域山水的灵秀、商山四皓隐逸守真的人文传统、乡土伦理的厚重与基层群众的情感融入笔墨；更以毕生修行赋予笔墨禅意通透，以深圳之行呼应时代需求，让传统书法在地域文化、精神修行与时代浪潮中焕发生机。这种“扎根乡土却不困于地域，坚守传统更兼容时代，潜心修行亦心系天下”的选择，让“商山书风”既有传统书法的共性，又有鲜明的地域个性、精神高度与时代温度，成为基层书家地域风格建构与艺道修行的典范。

先生虽已远行，但他留下的笔墨遗产、教育成果与精神火种，恰如商山松涛、丹江流水、敦煌风沙、深圳潮声，久久回响。他题写的大云寺等地匾额楹联，他在敦煌拓印的残碑题记，他在深圳公益展上留下的墨宝，不仅是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鲜活标识，更因其中蕴含的人生感悟与艺术魅力，成为人们寻访传统文化的重要坐标；他的公益授课模式、深圳公益展的实践与艺术精神，被当地文旅部门推广为“书法惠民”的标准范式，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宝贵借鉴。二十载交契，早已超越俗常往来，那些曾照亮我前行的智慧微光，那些他在敦煌、深圳与商洛留下的精神印记，终将化作我们接续守护文化根脉的星火。

愿先生乘愿而来，踏月而去。此后商山的晨雾里，丹江的晚波中，敦煌的风沙下，深圳的霓虹旁，定有先生未曾远去的身影。谨以寸心寄哀思，遥祝先生安息。

余振西先生的实践深刻证明，书法风格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技法呈现，而是书家人生经历、人格修养、地域文化、精神修行与时代担当的集中投射。在文化自信日益彰显的今天，他“以艺载道、以文润心、以行践德、以爱传灯”的坚守，为当代基层书家与教育者指明了方向——在商业化浪潮中，唯有坚守艺术本真与文化初心，才能让传统艺术焕发持久生命力；在地域发展中，唯有开放包容、吸纳多元，才能让本土文化更具活力；对于基层文化工作者而言，唯有将个人追求与地域文化传承、群众精神需求、时代发展大势相结合，才能实现“传承与普及并举、坚守与创新并重”。先生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传统书法与文化教育在乡土土壤、大漠风沙、都市浪潮中的旺盛生命力——唯有将个人经历、地域文化、传统精神、人生修行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合，艺术与教育才能真正扎根生活、生生不息，照亮更多人的心灵之路。（作者系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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