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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赏析(九)

2026-02-11 21:16:51

《文心雕龙》赏析(九)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苏》，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苏》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

赞曰∶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余力，飞靡弄巧。枝辞攒映，嘒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

［译文］

聪慧有谋、博学高雅的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宋玉才高，颇为一般人不理解，首先写作了《对楚王问》，用以表白他的高志；舒展其胸怀于辽阔的太空，正是凭着气质来支配文辞。到汉初枚乘进行艳丽的描写，开始创作了《七发》，丰富的文采，如彩云结成，华丽的描写，像和风四起。人的眼耳口鼻所引起的，是各种各样的嗜欲；《七发》开始讲不正当的嗜欲，最后讲正当的愿望，是为了用以告诫贵人族子弟。曾经在天禄阁进行深入思考的扬雄，擅长于深刻的著述；他用一些短小零碎的文辞，最早写了《连珠》，这种作品虽较短小，却具有明快润泽的特点。以上三种文体，都是文章的支流，闲暇时用以为娱的次要作品。

自宋玉写了《对问》之后，西汉东方朔效仿并加以扩展，创作了《答客难》；假借古人来慰藉自己的情志，虽然写得粗疏，对自己的思想却有较好的辨析。扬雄所写的《解嘲》，其中夹杂着一些诙谐戏谑的话，为自己反复辩解，写得也颇为精巧。东汉班固的《答宾戏》，蕴含着美好的文采；崔骃的《达旨》，表达了符合常道的体制；张衡的《应间》，写得文辞缜密而兼具雅正；崔寔的《答讥》，写得较为齐整却略微质朴；蔡邕的《释诲》，内容深刻而文辞明亮；东晋郭璞的《客傲》，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以上各家虽是相互效仿，但都是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作者。此外如曹植的《辩问》，文辞不错而内容疏略；庾敳的《客咨》，内容较强而文辞太弱。像这类作品还很多，已经没有什么可取的成就了。本来这种文体的创立，是为了抒发内心的烦闷，从而表达作者的情志。无论是作者不顺时借以表现其高尚的道德，或是在困难时寄寓其泰然的心情，都要有高深的思想，奇特的文采，这就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特点。

自枚乘写了《七发》之后，效仿的作者接踵而至。看枚乘的首创之作《七发》，确实独具一格、宏伟壮丽。到东汉傅毅的《七激》，汇聚了明白而简要的优点；崔骃的《七依》，写成了广博而雅正的妙文；张衡的《七辨》，文采柔和而细致；崔瑗的《七苏》，立意纯正；曹植的《七启》，在宏伟壮丽上取胜；王粲的《七释》，善于对事理的辨析。从汉末桓麟的《七说》以后，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之前，其间效仿学习写过这种文体的作者，还有十余家。他们的作品，有的文辞华丽而内容不正确，有的内容精粹而文辞驳杂。从这些作品的大致趋向看，不外是高谈宫殿馆阁的壮丽，大写田猎游乐的盛况，尽量描绘服饰饮食的珍奇，极力形容音乐美女的动人；美好的用意感人至深，艳丽的文辞惊心动魄；这些文章虽然以夸张的描写开始，以谏正的用意结束，但正面的讽谏太少而反面的劝诱过多，这种趋势已不能逆转。正如扬雄所说：这是首先“大肆宣扬郑国和卫国的淫乐，曲子末了才缀以典正的雅乐”。唯有崔瑗的《七苏》，叙述贤明，而归结于儒家之道，虽然文辞不算超群，但立意确实卓越不凡。

自扬雄写了《连珠》以后，模拟创作这种作品的也偶有出现。如东汉的杜笃、贾逵之辈，刘珍、潘勖之流，虽然想串明“珠”，却往往是连贯的鱼眼睛。这就好比去邯郸学步的寿陵人，他爬着回去，当然不是邯郸人的走法；学西施心痛时皱眉的丑女，她捧着心装做心痛的样子，也和西施皱眉头的美态毫不相干了。唯有陆机所写《演连珠》，道理新颖，文辞敏捷；但在篇章字句的处理上，却比以往的篇幅扩大得多。这岂不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这种文体比较短小，容易写得紧凑，经过深思熟虑，就能写得内容丰富。必须把意义表达明显而又文词简净，事理完备而又音韵和谐，好像许多圆石转动不已，这就可以叫做“珠”了。

详细考察汉代以来的杂文，名称类别繁多。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有的叫曲、操、弄、引，有的叫吟、讽、谣、咏等等，总括这些名目，都归入杂文的范畴。审查其不同的意义，可以分别归入相应的文体中去讨论；因为要对各种有联系的文体分类集中论述，所以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总之，前代的优秀作者真是伟大啊，学识雄厚，才能高超。他们以从事写作的余力，舞文弄墨，写得优美奇巧。各种杂文相互辉映，好像小小的群星照耀。可是后来那些模仿者的作品，就只有令人心烦意扰！

刘勰在《杂文》篇中，以“文章枝派，暇豫末造”为核心定位，系统梳理了汉魏以来“对问”“七体”“连珠”三大杂文主流体式的源流演变，既凸显其作为正统文体补充的独特价值，也暗藏对文学创作“质文平衡”的深刻思考。

一、文体梳理：源流清晰，褒贬分明

对问体：以宋玉《对问》为发端，核心是“发愤表志”——作者借主客问答，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却能以“道胜”“情泰”坚守本心。刘勰盛赞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等作品“疏而有辨”“杂以谐谑”，而批评曹植《客问》“辞高理疏”，可见其评判标准是“文辞”与“义理”的统一。

七体：始于枚乘《七发》，以“始邪末正”为结构特征——开篇铺陈宫馆、畋猎、声色等淫侈之景，结尾归于正道劝谏。刘勰肯定其“腴辞云构”的文辞之美，却也点出“讽一劝百”的局限，唯独推崇崔瑗《七苏》“归以儒道”的立意，凸显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连珠体：由扬雄首创，以“辞小而明润”为特质。刘勰批评后世模拟者“鱼目混珠”，唯独认可陆机作品“理新文敏”，强调此类文体需兼具“义明词净”“事圆音泽”的精炼之美。

二、核心思想：文质并重，反对盲从

文体价值定位：刘勰将杂文视为“文章之枝派”，虽非正统核心，却能“飞靡弄巧”，展现文人的才情余韵，体现了其兼容并包的文学视野。

创作准则：强调“渊岳其心，麟凤其采”——内心需有深沉的义理根基，文辞需有华美的表达形式，反对“文丽义暌”“理粹辞驳”的失衡之作。

批判盲从模仿：痛斥“寿陵匍匐”“里丑捧心”式的盲目效仿，主张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如陆机拓展连珠体、崔瑗赋予七体儒道内核，才是创作的正道。

三、文学意义：补正史论，承前启后

首次系统整合“对问”“七体”“连珠”等散杂文体，明确其“杂文”归属，为后世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讽谏需切”“文质相济”的观点，延续了《诗经》以来的美刺传统，也影响了后世对辞赋、小品文等文体的创作与批评。

对文人“发愤表志”创作动机的肯定，呼应了《诗经》“变风变雅”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抒情言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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