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彭兰的【新传小春晚】,讲得好牛逼!!

今天是新传小春晚第三天，主讲人是彭兰老师和苏涛老师。

彭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目前，关于彭兰老师的春晚笔记已经整理好。

人机传播VS智能媒体

人机传播指人类与机器之间意义的创造过程，以及对这种意义建构及相关方面的研究。

人机传播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来自机器人的信息如何影响我们?当技术成为传播者时，会催生何种关系?人们如何通过与虚拟行动者(virtual agent)的互动理解自我?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持续的传播活动，在构建何种类型的社会?既然传播现已延伸至我们与机器的互动，那么传播究竟是什么?

智能媒体是在传媒业视角下提出的主要表现：用户分析与匹配的场景化，智能化与精准化内容生产的机器化，智能化与分布式内容传播的泛在化，智能化体验的临场化，互动反馈的传感化与智能化。

人机传播研究中的范式变革：

1.媒介等同：媒介等同理论有两大核心，一是人们将媒体看作现实生活中的人或场所；二是人会对媒体做出社会化反应，与媒体产生社会关系。如电视中朝着观众方向移动的图像会像真实运动的物体那样，刺激观众大脑的活跃；当人们认为自己与计算机在同一团队时，会像对待现实中的队友一样，对其产生更多好感并更加积极地与之合作。

2.媒介唤起：媒介唤起范式的提出是对媒介等同的发展，是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人、机器、传播的本体论界限进行重新划分的认知模式。媒介唤起范式与媒介等同范式存在以下不同：第一，媒介唤起范式揭示了人们是有意识地和媒介进行互动，不再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人们主动地、深思地将智能实体视为和人具有同等地位的社会行为者。第二，媒介唤起范式更为关注“本体论”问题，即“机器的社会角色究竟为何”成为人机传播中意义生产的基础，将功能层面的讨论上升到哲学思考。该范式将机器视为在纯粹的人和物中“模棱两可”的对象，唤起了人对物及人类自身的思考，机器“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行为者，不过他们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人。

3.增强的CASA：纳斯(Clifford Nass)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学设计的一系列人机互动实验，实验结果被总结为"计算机为社会行动者范式"(the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aradigm，简称CASA范式)。1994年，纳斯等人提出了CASA范式的四个重点：1计算机用户会礼貌对待计算机；2计算机用户能够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区分自己(self)及他人(other);3计算机用户可以分辨他们回应的是计算机本身还是计算机所发出的声音；4计算机用户在社会性地对待计算机时，不会觉得自己在与编程人员对话，他们将社会性归因于计算机本身。总的来说，CASA范式展示了人们会将人际交流中的一些社交法则运用到人机交流中。1996年，里夫斯和纳斯出版了著作《媒体等同》，阐释了"媒体等同于人"的观点。

智能传播的界定：智能技术(包括算法和智能体等软件，智能硬件设备，数据等)作为主体参与的各种传播活动，这既包括人机传播，也包括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互动等。

从工具到伙伴，行动者：

机器角色与人机关系的变革与重构

1.AI角色：工具伙伴"行动者"

2.研究转向：不满足工具论/技术赋能框架

3.方法取向：进入互动实践场景+多维观察+深层哲思

4.研究核心问题：新型人机关系的形态，影响与风险

【1】人和机器的关系

胡翼青，滕金达：AI应被视为具有类人思维的"非人","非人"不仅在技术上为个体的存在提供支持和保障，而且也强求个体按照它规定的程序行动。我们再度回到了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时代，只是这一次，具有压迫性的力量来自"非人"而不是人。

蒋俏蕾，史蒙苏：使用生成式AI导致个体在创造性工作中意义感知下降，人们既无法像以往一样将人工智能视为普通工具，也无法欣然接受其成为密不可分的协同伙伴。

宋思静：那些投入人机亲密的青年用户，在划定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人与机器间的双重边界此过程中，既展现出能动性与自反性，也陷人了"自我对话"与"本体论边界"的悖论。

【2】技术使用者的主体能动性

丁洪梅：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爱好者的人机互动实践，揭示了这一群体在"炼丹"(调试模型)过程中的技术潜力与主体能动性。技术爱好者作为重要转导者，可能突破既有社会结构。

金雯：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人机互动中"似乎有意识"的体验。作为虚拟现实的人工智能虽然无法提供人类需要的极致情感体验，但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新鲜感，也可以限制人的自傲，促使人们摸索平衡不同维度的现实，以及与他者共存的路径。

【3】作为人类'镜子"的AI

彭兰：算法等智能机器是映照认知模式，社会结构与人性的"镜子"，但它们并非真实，完整地照出了自我或整个世界。每一种算法都有它特定的照射角度，只能映照人与现实世界的某些局部或侧面，甚至一些时候，它们会成为"哈哈镜"，可能放大欲望，偏见与弱点，甚至"恶"

【4】AI对人类的正反馈

正反馈风险：智能技术对人的"正反馈"效应，所强化，放大的人类或个体的"自我"，它可能导致人类或个体越来越走向"自我中心"这种极端，不再关注人类与地球万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自我的认识也越来越狭隘。放大的自我中的弱点与阴暗面也会给个体，群体甚至整个人类带来危机。

数字化亲密：

智能技术中介下的人机情感交往

【1】人机情感交往的机制与结果

张丽萍，张立涛：用户的心理动机是AI智能体生成情绪的核心， AI智能体的"数字记忆"成为其表达和回应人类情绪的主要依据，而用户对交互情境的设定与 AI智能体对情境线索的捕捉和理解成为产生共情的关键要素。

田浩：用户在与AI的长期互动中会投入真实的情感，并试图养成"智能人格"。虽然这种单向的情感投入往往伴随着"AI焦虑"，但多数用户通常秉持着乐观主义倾向，不会产生较强的技术恐惧与拒斥感，并最终使其成为一种"积极的智能人格养成实践"和一个人类"对自我言说"的积极过程。

【2】人机情感的背后

朱琳：女性工程师以其作为母亲的现实身份与知识，通过投入母爱与母职经验来"喂养"机器人，从而生产情感互动脚本。那些处于数字作业流水线的"智伴妈妈"被不断要求实现"爱的加速"和"爱的迭代",从而导致其出现身份与情感的双重疏离。

董晨宇，林琦桁，刘浏：在社会加速，个体化与消费主义等结构性背景下，"爱"是一场关于媒介，社会与主体共同生成的实践。

袁光锋：智能机器提供了一种自由又安全，自主又无需承诺的情感，以帮助人们排解孤独，焦虑感。但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属于"情感定制"模式，是处于"真空"中的情感连接，或许可以短暂地"抚慰人心"，却难以长久地支撑个体的发展。

范式转换：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生产变革

田小楚："AI大模型知识蒸馏"过程较为复杂，可能涉及知识内容的广播行为，复制行为，汇编行为，改编行为等，并产生真实还原，部分还原，传播失真和传播幻象等传播结果，所以它本质上是一项兼具传播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双重功能知识迁移技术。

杨奇光：主流媒体从早期对技术的防御性适应已转向人机协同主张，并呈现出"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的新闻业技术观念特征

曹书乐，王心路：具备广泛共享性，技术支撑性和创意生产性等技术特性的AIGC技术，正超越其工具属性，成为内容创作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从辅助生成角色向智能协同创作角色演进，重塑创意生产中的人机协同逻辑，并催生出新的创意生态，挑战人在创意生产中的价值。

胡泳：OpenAl,DeepSeek等在训练数据，生成内容等多个环节均面临着合法性挑战。此外，传统的版权制度在生成式AI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亟需在"保护原创激励"与"促进技术创新"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未来，地缘政治可能超越版权保护成为影响AI版权规则的决定性因素，而全球关于AI训练数据的法律框架或将被重新定义。

补充：恐惑谷效应

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在日本的《能源（Energy）》杂志上发表《恐怖谷（Uncanny Valley）》一文，提出了人与机器人互动过程中的恐怖谷效应，该文于2012年被译为英文发表。恐怖谷效应认为，机器人的外观和行为跟人类越是接近，人们越容易产生积极的正面情感；但是，这种正面的情感到达一个峰值之后，随着相似度的提高，人们会对机器人产生恐怖的感觉，形成所谓的“恐怖谷”；当相似度持续上升到与人类更为接近的程度时，人们对机器人又会重新产生正面的情感。

从这幅曲线图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四条关键规律：第一，在相似程度达到中等偏上水平前，无论静态还是动态机器人，人们的好感度都随相似性提高而上升；第二，当相似性向更高程度增强过程中，到达某个阈值时好感度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第三，若相似性继续提升至接近100%，好感度会重新回升至峰值；第四，动态机器人引起的好感变化比静态更为剧烈。

结语

从数字化生存到数智化生存，人类正在经历的不仅是技术环境的升级，更是存在方式的深刻转型："人"与"机","虚拟"与"现实"之间界限开始模糊，智能体成为了我们的代理人，空间计算重构了我们的在场，数字化亲密关系抚慰了我们的孤独，而算力基础设施则定义了新的地缘政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