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剖析了20世纪美国孤立主义立场的戏剧性嬗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孤立主义——即反对美国主动卷入战争与干涉他国事务——曾被界定为左翼思潮，与自由派、激进派深度绑定。

然而，到1930年代末，随着罗斯福政府将目光投向欧洲与远东战场，自由派与左翼人士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全力拥护战争干预政策，昔日对《凡尔赛和约》弊病的批判销声匿迹。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将参战美化为“人民民主战争”，而坚守孤立主义的旧日盟友却被扣上“法西斯分子”“反犹主义者”的帽子。

媒体与组织如《国家》杂志、CP等积极推波助澜，参与抹黑，导致反战人士如查尔斯·比尔德、约翰·弗林等备受排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即反对美国主动开战与干涉他国事务的主张——被界定为左翼思潮。因此，即便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孤立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也被划入“左翼”阵营。

反对战后欧洲《凡尔赛和约》的立场，被归为自由派或激进派的主张；“保守派”则被视为支持美国战争扩张、力推《凡尔赛和约》的代表。事实上，20世纪反犹史学界的权威、英国女学者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竟将反对协约国战争行动与社h主义、共c主义混为一谈，视之为时代的主要祸患。

无独有偶，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右翼人士伊丽莎白·迪林夫人（Mrs.Elizabeth Dilling）所倡导的和平主义理念，本身仍被贴上“红色”标签。

不仅柯比·佩奇（Kirby Page）、多萝西·德策尔（Dorothy Detzer）、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等终身和平主义者被打成“赤色分子”；

就连迪林夫人也公开抨击前海军陆战队司令斯梅德利·D·巴特勒将军（Smedley D. Butler）——这位被左翼斥为“法西斯分子”的人物——竟敢指控海军陆战队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干预实为“华尔街骗局”。

不仅1930年代中期成立的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其宗旨是调查一战期间军火商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联——就连参议员伯顿·K·惠勒（Burton K. Wheeler）等老牌进步派人士，尤其是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威廉·E·博拉（William E. Borah），都被指控为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红色网络”核心成员。

然而短短数年间，孤立主义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位置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1930年代末期，罗斯福2F迅速将目光投向欧洲与远东战场。随着战事升温，尤其是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自由派与左翼人士突然“急转弯”，全力支持战争与对外干预。

昔日左翼对《凡尔赛和约》的弊病、协约国肢解德国的恶果、条约修订必要性的深刻洞见，已然销声匿迹；而反对美国军国主义与美英帝国主义的立场，也荡然无存。

更荒诞的是，自由派和左翼竟将即将对德日开战视为道德圣战，炮制出“人民民主战争”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口号——其荒谬程度甚至超越了二十年前他们曾公开否定的威尔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辩护。

那个不情不愿将state拖入战争的总统，如今竟被左翼奉若神明，仿佛美国历史上所有强势（即独裁）总统都应得此殊荣。在自由派和左翼的无尽颂扬中，美国精神的万神殿已然定型为：杰克逊-林肯-威尔逊-罗斯福。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新介入者对待昔日盟友的态度——那些盟友至今仍坚守着旧有的信仰。如今，这些人日复一日地被冠以极端刻薄的骂名：“反动派”“法西斯分子”“反犹主义者”“戈培尔路线追随者”。

唯一的例外，是他们口中所谓的“孤立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同样是为了迎合苏联的利益，始于1939年8月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签署，一直持续到两年后苏德战争爆发。

持续反对那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自由主义者与进步人士，正承受着难以言喻的残酷压力。

这场抗争酿成了无数个人悲剧：著名历史学家、修正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遭到自由派阵营的无情攻讦，其中甚至包括他昔日的门生；

而一战（后延伸至二战）修正主义的领军人物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博士（Dr. Harry Elmer Barnes）——其在《纽约世界电讯》开设的专栏《自由派观点》，影响力曾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专栏不相上下——却在1940年5月，因亲战广告商的施压，被无情剥夺了专栏席位。

对坚守原则者而言，典型的遭遇莫过于自由派媒体将约翰·T·弗林（John T. Flynn）和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逐出编辑部。维拉德曾在《state》杂志专栏中持续抨击罗斯福“可憎的军国主义”与战争狂热，最终被迫离开这份自己长期担任杰出编辑的刊物。

1940年6月22日刊的“告别专栏”里，维拉德坦言：“我的离职，源于编辑团队放弃了《state》对一切备战行动的坚定反对——在我眼中，这恰是该杂志辉煌历史里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在写给编辑弗雷达·基尔奇维（Freda Kirchwey）的一封信中，维拉德满是困惑：

曾在上届战争中秉持和平主义理念，以揭穿伪装与伪善为己任，为少数群体及弱势群体权益奔走呼号的斗士弗雷达・柯克韦，如今为何会与各类反动势力握手言和？要知道，《state》杂志（the Nation）曾与这些反动势力展开过何等激烈的抗争啊！

基尔维（Kirchwey）的社论回复极具代表性：维拉德这类文章不仅骇人听闻，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究其原因，在于维拉德的政策“与美国完全一致，恰恰是纳粹宣传希望在美国推行的政策”。

1940年11月，约翰·T·弗林失去了他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专栏《别人的钱》的撰写资格。该专栏自1933年5月起便在这家杂志上连载。此时，那些已转向支持战争的编辑们无法忍受弗林继续抨击战争准备以及军备开支所催生的人为繁荣。

传统自由主义的领袖们亦未能幸免。1939年，主张孤立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保罗·帕尔默失去《美国信使》杂志主编一职后，H·L·门肯与阿尔伯特·杰伊·诺克也随之失去了每月抨击新政的固定平台。

失去全国性发声渠道的门肯就此淡出政坛，转而潜心自传创作与美国语言研究；诺克除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过数篇评论外，仅能在主张孤立主义的《斯克里布纳评论》上撰文——而该刊在珍珠港事件后停刊，令诺克彻底失去了发声阵地。

与此同时，亨利·乔治运动自由主义派系中的诺克门徒们也遭遇重创：其杰出弟子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因坚持反对美国参战，遭纽约亨利·乔治学院解雇。

然而，在《信使》撤换主编之前，诺克已接连发起数次凌厉攻势。他警告道，欧洲新近燃起的战火不过是旧有帝国主义竞争的历史翻版，自由派人士再次祭出“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这类威尔逊式口号，为其意识形态动机披上光鲜外衣。

诺克讥讽道：“所谓‘让世界为美国的投资、特权与市场而安全’，才是即将到来的干预行动的真实意图。”

因此，“在美国自由主义者二十年前上演那出狼狈不堪的闹剧后”，他们如今又打算“通过将我们拽入战争与军国主义的泥潭，来拯救我们免受战争与军国主义的荼毒”。针对日益升温的对外恐慌情绪，诺克精准点破了威胁国内自由的真正危险：

任何外国的政策都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除非我们自己的2F主动让我们陷入这种境地。我们不会受到任何2F的威胁，除非来自于我们自己的2F，而且来自后者的危险相当巨大。因此，我们唯一需要警惕并严格约束的，正是我们自己的2F。

反对战争的声音不仅被主流自由派期刊与组织拒之门外，更遭到大众媒体的全面压制。随着罗斯福2F势不可挡地迈向战争，那些曾因新政左翼言论而遭反感、排斥的建制派人士，转而与2F达成和解，并迅速攫取权力。

用罗斯福自己的名言来说，“新政博士”已让位给“赢得战争博士”。随着军备订单如潮水般涌来，大企业中的保守势力重新归顺：尤其是华尔街与东部建制派、银行家与实业家、摩根财团、常春藤盟校集团，都欣然重拾一战时期英德对抗的旧日荣光。

这种新和解的典型代表，是华尔街知名律师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重返2F要职——这位曾在1930年代初因不满罗斯福不完善的货币财政政策而辞去财政部副部长职务的官员，如今已调任国务院要职。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1940年6月罗斯福任命战争部长时，人选几乎就是东部建制派的化身——艾奇逊的导师亨利·刘易斯·史汀生：这位亲英、主战的共和党华尔街律师，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曾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忠实追随者，先后出任塔夫托2F的战争部长和胡佛2F的国务卿。

这一新和解的成果，便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著名的“威尔基闪电战”——1940年共和党提名几乎是从反战派总统热门人选罗伯特·塔夫托参议员与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手中“夺走”的。

华尔街动用东部控制的所有媒体手段，联合银行家对代表们威逼利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说攻势，最终将提名权拱手交给了那位此前虽名不见经传、却坚定支持干预的大商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

如果东部大企业保守派在加入战争的既定计划上始终坚定支持罗斯福阵营，为何干预主义势力仍能成功将“极端右翼”的标签贴在反干预主义或“孤立主义”立场上？这背后有两个原因。

首先，老左翼与自由主义官方机构早已被亲战势力收编，后者成功肃清了自由媒体中所有坚守反战自由主义与左翼原则的声音。亲战自由主义者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罗斯福2F与东部建制派的思想代言人，率先将孤立主义者污名化为“反动派”“尼安德特人”乃至纳粹的帮凶。

其次，并非所有商界都倒向了战争阵营。许多未涉足欧亚市场的中西部资本，恰恰能反映当地民众的孤立主义情绪——中西部与小城镇的商界，就此成为孤立主义思潮的坚固堡垒。战前数年间，与海外投资及市场深度绑定的东部及华尔街势力，与缺乏这类联系的中西部资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例如，美国优先委员会——这一核心反战组织——由道格拉斯·斯图尔特（R. Douglas Stuart）创立绝非偶然：这位当时的耶鲁学子，正是芝加哥桂格燕麦公司财阀的后裔；该组织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芝加哥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总裁罗伯特·E·伍德将军，以及《芝加哥论坛报》发行人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

参议院孤立主义领袖罗伯特·A·塔夫托，更是辛辛那提名门望族出身。然而东部的宣传家们却巧妙利用这一分歧，将反对派塑造成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他们既不理解欧亚大陆的国际大势，也对中西部保守派缺乏深刻洞见。

塔夫托参议员（就在几年前，迪林夫人还曾指责他是危险的“进步派”）对于被建制派-自由派-左翼联盟斥为极端保守主义者，尤为恼火。这位参议员的批判性分析，源自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珍珠港事件前夕于《state》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1941年12月6日）。

这位惯于给反自由主义者贴上“商业”标签的评论家，将共和党描绘成商界在参战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典型写照。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周后，塔夫托参议员在《state》杂志发表的反驳文章（1941年12月13日）中，以犀利而深刻的笔触纠正了施莱辛格（Schlesinger）对共和党内“保守主义”真正根源的认知：

施莱辛格先生将共和党多数派的立场归因于其保守主义倾向，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该党中最保守的成员——华尔街银行家、社会团体、九成的富豪媒体以及党内主要金主——恰恰是最积极主张干预欧洲事务的群体。施莱辛格所谓商界普遍倾向于绥靖希特勒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我必须明确指出，反对战争的核心力量始终是普通民众——包括广大农民与工人，除了少数亲英派劳工领袖和小企业主之外。而力主参战的阵营，则由城市商界人士、报刊杂志撰稿人、广播电影评论员、CP人以及大学知识分子构成。

简而言之，在许多方面，这是一场民粹主义的（populist）斗争，一边是反对战争的广大民众，另一边是控制state权力命脉和塑造公众舆论的精英集团。

因此，新政推动战争的举措再次重塑了美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光谱，重新定义了左右两翼的内涵。昔日的盟友将反战的左翼自由派排挤出媒体与评论界，贬斥他们是反动分子与蒙昧之徒。

这些人，连同数年前曾被左翼推崇备至的老派进步主义者——如参议员奈、拉福莱特与惠勒（Nye, LaFollette, and Wheeler）——被迫与中西部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共和党人缔结新联盟。

被各地污名化为“极端保守派”与“极右翼分子”的他们，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向右偏转，投向唯一仍可争取的群众根基——信奉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阵营。从多个维度来看，这种右倾转向堪称左翼的自我实现预言。

在左翼自由派建制派的猛烈打压下，昔日孤立无援的进步主义者也纷纷倒向自由放任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压力驱动下，“老右翼”的构建最终得以完成。

而CP作为抹黑运动先锋所扮演的丑陋角色，使得许多进步人士不仅沦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更演变为彻底的近乎狂热的反共主义者。

约翰·T·弗林（John T. Flynn ）和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经历如此，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就连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弗雷达·尤特利（ Freda Utley）和威廉·亨利·张伯伦（William Henry Chamberlin）等曾同情苏联的人士，亦未能幸免。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在战争中令人不安的“第三阵营”或孤立主义立场，使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htman）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等托洛茨基主义领袖走向了后来的全球反共运动，并致使托洛茨基派和平主义者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强烈反对1948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竞选活动。

左翼自由派与建制派联盟对反战人士的尖刻攻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那些身居舆论要职的媒体人，系统性地将孤立主义者污蔑为“法西斯分子”，斥之为“纳粹的传声筒”。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此人后来成了约瑟夫·麦卡锡（Joe McCarthy）的狂热追随者，且自始至终都是联邦调查局的忠实拥趸——在这场对反战人士的声讨中充当急先锋，开启了长期诋毁所有反对美国参战声音的生涯。

共产主义领袖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将孤立主义领导人伍德将军（General Wood）和查尔斯·A·林德伯格上校（Colonel Charles A. Lindbergh）斥为“自觉的法西斯分子”；

干预主义宣传家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指控美国优先委员会是“维希法西斯政权”（Vichy Fascists）；而罗斯福2F的铁腕人物内政部长哈罗德·C·伊克斯（Harold C. Ickes）则将伍德与林德伯格污蔑为“纳粹同谋”，甚至给他的老友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也扣上同样的帽子。

《时代》与《生活》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既是美国参战的铁杆支持者，也是其“美国世纪”构想的忠实拥趸，竟荒唐地断言林德伯格与惠勒参议员向国旗致敬的姿态，与法西斯敬礼如出一辙。

左翼自由派组织“民主之友”几乎沦为孤立主义者的专业诋毁者，该组织由莱昂·M·伯克黑德牧师（Leon M. Birkhead）牵头，竟将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污蔑为“纳粹前线！是纳粹教义鼓吹者向数百万美state庭渗透反民主思想的传声筒！”

（第五章-1，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