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卡萝塔·佩蕾丝在21世纪初完成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在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渗透经济社会、资本市场对AI概念的追逐引发泡沫争论的今天迎来新版，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再次被激活。该著作构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系统性分析框架，它跳出单纯从金融周期解读经济波动的传统视角，将技术革命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五次技术革命的共性规律，以及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动态互动的深层逻辑。
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五次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向智能阶段深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佩蕾丝的理论不仅为理解AI领域的技术狂热与市场波动提供了底层逻辑，更对把握智能革命的发展方向、推动技术与社会的协同演进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践与产业变革趋势深入研读这部著作，能帮助我们在技术革命的周期转折点上，更清晰地眺望未来社会形态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路径。
书中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根本性重构。该理论继承并拓展了多西的“技术范式”概念，将单一技术的突破上升为整个经济系统的组织原则与运行规则的全面革新。佩蕾丝指出，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并非孤立的技术突破，而是围绕一组通用技术集群与“关键生产要素”形成的全新技术—经济体系。其中，“关键生产要素”具备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供应潜力近乎无限、应用前景极其广泛三大特征，这是技术革命得以实现全域渗透并推动经济系统性变革的基础。
基于近两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划分为五次浪潮，每一次都有明确的技术标志、核心要素与制度配套：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机械化纺织与水力应用为核心，水力与纺织机械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工厂制度取代家庭作坊，实现了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与效率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技术革命以蒸汽与铁路为核心，蒸汽动力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铁路网络打破地理限制，推动全国性市场形成与城市化加速，规模经济成为主导逻辑；第三次技术革命聚焦钢铁、电力与重工业，廉价钢铁与电力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科学管理普及催生了垂直一体化的工业巨头；第四次技术革命以石油、汽车与大规模生产为标志，石油能源与流水线技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福特主义推动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第五次技术革命始于1971年微处理器的发明，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核心，数据与微处理器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互联网与全球化网络消解了传统的集中化经济结构，知识资本与即时联结重新定义了全球经济的组织方式。
这五次技术革命的迭代演进，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的系统性更替。每一次都伴随着基础设施重构、产业体系升级与制度规则创新，并遵循着清晰的长周期演化规律。佩蕾丝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技术革命“导入期—转折点—展开期”的演化路径。导入期与展开期各约三十年，其中导入期包含爆发期与狂热期，展开期则分为协同期与成熟期。这五个阶段依次推进，构成了技术革命从突破到普及、从狂热到理性、从创新到成熟的完整周期。在这一周期中，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动态互动成为推动阶段转换的核心动力，也决定了技术革命的推进节奏与发展质量。
在爆发期，新技术集群实现突破性进展，金融资本凭借其风险偏好成为推动技术产业化与新产业集群形成的核心力量。此时，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形成协同发展的“恋爱”关系，资本聚焦于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技术的初步商业化。进入狂热期，新技术的商业潜力被过度放大，金融资本逐渐脱离生产资本的实际需求，转向资产投机与金融炒作，虚拟经济规模显著超越实体经济，资产泡沫持续膨胀，整个经济体系陷入“赌场状态”。这一阶段的金融资本成为熊彼特笔下“创造性毁灭”的执行者，在推动旧范式瓦解的同时，也为系统性危机埋下伏笔。
当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技术革命便进入关键的转折点。危机并非经济衰退的终点，而是旧的技术—经济范式与制度框架无法适配新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危机强制推动制度重组，重塑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关系，使资本重新回归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转折点之后，技术革命进入展开期的协同阶段。此时，生产资本成为发展主导，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占据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技术与产业、社会、制度实现深度融合。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形成“愉快婚姻”般的良性互动，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和谐。这一阶段也是历史上每次技术革命后出现的黄金发展期，例如19世纪50年代铁路网络成熟后的欧美“维多利亚繁荣”，以及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后的全球低通胀高增长。当技术的全域渗透完成、创新动能趋于衰竭、市场呈现饱和，技术革命便进入成熟期，旧的“技术—经济范式”逐渐失去活力，为下一次技术革命的突破埋下伏笔。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佩蕾丝明确指出，历次重大金融危机并非经济发展的终点，而是技术革命进程中“范式转换”的必然产物，是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孕育的阵痛。例如，1793年至1797年的危机是第一次技术革命从狂热走向协同的转折点；1848年至1850年的危机推动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进入黄金发展期；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转折点；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第五次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导入期的阶段性调整，推动了数字经济制度框架的不断完善。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对金融波动的单一解读，使我们认识到，脱离技术革命的底层逻辑、单纯从金融指标判断经济走势，必然陷入对危机的盲目焦虑。例如，达里奥基于“债务周期”和“资本流动”的宏观分析框架，正是因为缺乏对技术驱动产业变革的深度解析，才会对当前AI技术引发的技术狂热作出单纯的金融危机预警。佩蕾丝的理论则让我们看到，金融波动的背后是技术革命的阶段转换，危机的本质是制度框架对新技术范式的适配性调整，而这一调整正是下一个黄金发展期的前奏。
当前，人类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深度转型关口。这次转型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为核心，2023年ChatGPT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大语言模型成为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新一代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正从工具属性走向“智能体”属性，其影响力远超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传统数字技术，推动第五次技术革命从导入期向展开期跨越——这正是佩蕾丝所描述的“导入期的尾声，展开期的前夜”。
从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整个领域正呈现出典型的狂热期特征。在资本市场层面，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迎来史无前例的融资浪潮：OpenAI完成400亿美元融资，估值升至3000亿美元；众多尚未推出成熟产品的AI企业也获得天量资本支持。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承诺在未来数年投入约1.3万亿美元用于算力与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对AI概念的追逐使得行业估值高企，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显著超过了技术落地实体经济的速度。
在技术发展层面，市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预期经历了从“范式突破”到“渐进优化”的重置。GPT-5、Gemini 3等新一代大模型虽在性能上持续提升，但未能复制GPT-4带来的颠覆性震撼，技术突破的速度暂时无法匹配资本市场的过高预期。
在产业应用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行业焦点正从“技术能做什么”转向“谁愿意为技术买单”。单纯的模型性能提升已不足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掌控用户关系与商业闭环成为新的竞争关键。
这些特征共同表明，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正处于狂热期的尾声，技术革命的转折点即将到来。而这一转折点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衰退，而是推动其从概念炒作走向实体落地、从单一技术突破走向全域产业融合的关键契机。
与前几次技术革命的狂热期相比，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狂热期具有显著独特性，这也决定了转折点后的协同期将释放远超以往的生产力潜能。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属性更强，它并非局限于特定产业，而是能渗透到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所有经济部门，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进行全方位重构。这种全域渗透特征让技术革命的红利能得到更充分释放。
另一方面，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关键生产要素已从传统的自然资源与工业制成品，转向数据与计算。数据与计算并非来自自然界，而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的，且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呈现报酬递增的特征——使用越广泛，价值越高。这一特性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限制，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全新动力。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已完成数字基础设施的全域布局，这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与渗透无需再经历基础设施重构的漫长过程，能更快地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应用，从而推动协同期提前到来。
佩蕾丝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技术革命提供了基础框架。结合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践，我们需要在这一框架上进行理论拓展与实践延伸。正如王煜全在推荐序中所言，当前的技术变革并非简单的“第六次技术革命”，而是生产规模化、连接泛在化、智能自主化的深度融合。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从“生产规模化”到“服务规模化”的伟大跃迁。这一跃迁是对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当代回应，也是第五次技术革命向智能阶段转型的核心特征。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前四次技术革命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前半段，始终以“生产规模化”为核心逻辑。蒸汽机、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原本复杂、昂贵的物质产品得以标准化、批量化制造，并通过发达的物流网络送达全球普通消费者手中，有效克服了物质匮乏，实现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然而，工业文明的“生产规模化”存在天然局限，即无法解决服务的不平等问题。尤其是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经验与创造力的高端知识服务，如顶尖医生的诊疗、优秀教师的辅导、资深律师的咨询。这些服务的本质具有非标准化特征，严重依赖个体的专业能力与经验积累，难以实现规模化复制与普惠化提供，使得优质服务始终集中于少数地区与群体，成为工业文明无法突破的发展瓶颈。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革命，其核心驱动力正是“服务规模化”。这场革命的本质，是将人类的经验、知识和智慧进行数字化、模块化和智能化，从而打破服务的非标准化限制，实现优质服务的无限复制、随时调用与持续优化。
从技术发展脉络来看，服务规模化的进程经历了从初级到深度、从内容到行为的逐步演进。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搜索引擎、推荐算法、电商平台等技术实现了基于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的初级服务规模化，让信息获取、商品交易等基础服务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服务规模化的初步探索。2023年以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技术实现了服务规模化的深度跃升。大语言模型通过学习海量人类知识数据，掌握了对人类经验的“复制”与“再创造”能力，能够将顶尖的专业服务能力转化为标准化的数字服务。这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获得媲美一线城市名师的辅导，让社区医院的医生借助AI辅助诊断系统提供接近三甲医院专家水平的诊疗建议，也让小微企业主可以通过AI法律助手处理基础的合同审查。这标志着高端知识服务的平权时代正式开启。展望未来，随着5G/6G网络的普及、边缘计算的成熟与物联网终端的爆发式增长，服务规模化将从基于有线互联网的内容服务规模化，迈向基于无线互联网的行为服务规模化。服务的触达将不再依赖固定设备与场所，而是融入人类移动的、真实的物理生活场景。驱动这一阶段发展的核心引擎，将从大语言模型转向大行为模型。
大行为模型是服务规模化向行为阶段演进的核心技术支撑，也是对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全新诠释。它不仅能理解语言文本承载的知识与信息，更能感知物理环境、理解人类意图、预测用户需求、自主执行任务，并与物理世界深度交互。作为AI智能体的大脑和具身智能的决策中枢，大行为模型的训练与应用建立在海量人类行为数据的积累与分析之上，使其能在开放、动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为人类提供个性化、情境化、连续性的数字服务。自动驾驶汽车、家庭服务机器人、产业级智能调度系统等产品与应用，正是大行为模型的具体落地形式。根据Gartner 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AI智能体已处于市场期望的顶峰，代表了下一波自动化的巨大潜力。而作为AI智能体的核心，大行为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将成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方向，也将推动服务规模化实现从“数字服务”到“物理服务”的全面突破，让智能服务真正融入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
服务规模化的发展趋势不仅带来技术与产业的变革，更让中国在第五次技术革命的转型阶段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佩蕾丝的理论表明，技术革命的主导权并非一成不变，后发国家若能把握技术范式转换的机遇，依托自身优势实现技术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服务规模化，尤其是行为服务规模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首先是基础设施优势：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移动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物联网终端的部署规模持续攀升，边缘计算与云计算的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这为行为服务规模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让智能服务能够突破固定场所的限制，实现全域触达。其次是场景与数据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原住民群体，教育、医疗、交通、消费、政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丰富多样，能够积累海量、实时、贴近真实生活场景的行为数据，这为大行为模型的训练与优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数据土壤”。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这一优势将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是产业链优势：中国形成了从AI芯片、智能终端制造到开源大模型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完整产业链。国产开源大模型的性能快速提升、成本持续优化，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门槛，让技术能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实践。第四是政策与实践优势：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及中央网信办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的《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导向。各地在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大模型应用实践，如四川省的政务服务大模型、合肥政务服务中心的AI导办系统，让中国能够更快地验证技术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推动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生态构建。
中国的这些优势本质上形成了“场景先发优势”，即能够更早、更广、更深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教育、医疗、交通、制造、消费、政务等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从而更快地实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与社会的协同。这种优势让中国在全球智能服务的竞争中占据了制高点，也让中国有机会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再仅仅将制造效率作为核心指标，而是将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与智能化水平纳入评价体系，让技术革命的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解决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实现教育公平的深层目标；在医疗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与远程医疗的结合能够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医疗普惠，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在城乡发展领域，智能服务的全域渗透能够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技术支撑。
这一系列实践正是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在21世纪中国的生动体现，也是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的具体证明，让中国在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跨越的过程中，不再是技术革命的跟随者，而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可能的引领者。
每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会推动社会进步，但前提是社会必须学会与之共舞。这一观点深刻总结了技术革命的发展规律，也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技术革命的推进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技术、产业、金融、制度与社会的系统性协同。若缺乏与之适配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共识，技术的潜力将无法充分释放，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在人工智能推动服务规模化的过程中，要实现技术与社会的“共舞”，需要从金融资本引导、监管体系创新、制度配套完善、教育体系重塑四个方面着手，构建与智能革命相匹配的社会—制度框架。
在金融资本引导方面，需要推动资本从投机转向实体，重塑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良性互动。针对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狂热，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让金融资本回归技术研发与产业落地的核心需求，加大对AI芯片、大行为模型、行业智能体等核心技术与应用场景的投资，避免资本过度集中于概念炒作和资产投机。
同时，需要建立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鼓励长期资本进入该领域，为技术的持续研发与产业化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持，让金融资本真正成为推动技术革命的核心力量。
在监管体系创新方面，需要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以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通用技术，迭代快、应用广、影响深，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因此，应坚持“包容审慎”原则，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及时防范技术应用带来的各类风险。针对AI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明确权利归属与使用规则；针对AI陪伴产品可能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建立专门的监管规范，划定产品使用边界与服务标准；针对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需强化数据治理，明确数据收集、使用与共享的边界，保护用户个人信息；针对算法偏见与歧视问题，则应建立算法审核机制，推动算法透明与公平。通过监管创新，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划定边界、提供保障。
在制度配套完善方面，需要构建与智能革命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以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制度滞后问题。佩蕾丝的理论表明，制度创新是释放技术潜力的必要条件。前几次技术革命的实践也证明，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来适配技术范式的变革，才能推动技术革命进入协同期的黄金发展阶段。在人工智能时代，制度配套的完善应聚焦三个核心领域：一是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明确数据产权归属、交易规则与监管机制，推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充分释放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二是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确立“技术向善”的核心原则，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避免技术滥用对社会与文明造成负面影响；三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具有全球性，数据的跨境流动与技术的全球应用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协同。中国应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包容的全球规则。
在教育体系重塑方面，需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人工智能的发展替代了人类部分劳动，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认知与学习方式。传统的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已难以适应智能时代的需求。因此，需要对教育体系进行深度重塑：一方面，减少对机械性、记忆性知识的教学，将重点转向批判性思维、逻辑推理、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另一方面，加强人工智能知识的普及教育，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与AI认知能力，让人们能理性看待并合理使用AI工具；此外，还需关注AI技术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科学划定儿童使用AI工具的边界与方式，保护其正常认知发展。通过重塑教育体系，确保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避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发展。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不仅揭示了技术革命的周期规律，更让我们认识到技术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充分释放技术革命红利的核心前提，在于对金融资本的理性引导、制度体系的适配创新以及社会的协同共进。当前，我们正站在第五次技术革命的转折点上。人工智能推动的服务规模化正在打破工业文明的发展瓶颈，推动人类社会从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向服务平权的智能文明跨越。这一跨越不仅是经济形态的变革，更是社会结构、治理模式、财富分配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面重构。在这一重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佩蕾丝的理论为思想罗盘，把握技术革命的周期规律，推动技术与产业、金融、制度、社会的深度协同。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优势，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依托在基础设施、应用场景、数据资源与产业链方面的综合优势，中国有机会在服务规模化的发展中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推动智能服务的普惠化，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实现教育公平、医疗普惠、城乡融合等深层目标，让技术革命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人。同时，中国也需要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精神和包容的价值观，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形成“技术向善”的全球共识，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重塑全球格局、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力量。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跃升，而人工智能推动的智能革命正在开启人类文明的全新阶段。这部著作让我们在技术狂热中保持理性，在周期转折处把握方向。在智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共进，坚守“技术向善”的核心原则，推动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良性互动，就一定能将技术革命带入协同期的黄金发展阶段，迎来一个服务平权、智慧普惠、万物智能的新世界，让人类文明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实现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