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经济和文化极度发达的历史时段。

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学术界原来说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现在说叫出现了社会转型（商传，2010），江南地区率先开始了手工业的“工业化”（张显清，2005）；社会文化多样“失范”（陈宝良，2014），等级观念开始打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阶级社会的特点（商传，2010），儒、释、道文化世俗化，女性意识觉醒（须秋洁、黎颖莹、刘闻暕，2025），僭越成风，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五四运动”同晚明的关系，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先生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是王左学派的李桌吾开始，到2017年王德威在其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可上溯至晚明，“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的‘文学’新诠”，2018年台湾学者李奭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晚明，何来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之旅》对王德威的观点进行了补强。

晚明时代是学术界公认的和现代社会最像的一个时代，不仅仅是社会风貌、风气像，社会发展阶段也像。

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奢靡成风，老百姓的购买力很强，当社会媒体批判这种风气的时候，有人就反驳说“‘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

’不知有几千万人享用其间，而这几千万人追求奢侈生活的享受,也便成为几千万人求活从业的生理,‘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

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这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在晚明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

可是，这就足够说明晚明时代的社会经济有到底有多发达。

有经济就会有文化，有文化流就会有社会风气，有社会风气就会有潮流需求，有潮流需求就会有刺激生产，晚明时代的女人开始追求穿时装，就连仆人也“非大红里衣不华”，根据考古发现，万历皇帝的皇后，甚至上流社会的人脚上开始穿高跟鞋，身上穿最时髦的衣服，外边还要披上一件蕾丝裙，她们不仅追求个人美好形象，还要彰显个人魅力。

市井老百姓也紧紧追随潮流，穿衣各式各样。

而且晚明时代，大多都是男人带孩子，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去旅游、逛街，还有的人坐专车去游玩。

因此，当时就有专门的纺织厂、服装厂、幼儿园、商业街、马车厂等等。

就在这样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明朝怎么就灭亡了呢？

当然肯定有不好的一面，具体原因很多。

例如，贫富差距、市民民变、东西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等。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明代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一话题很敏感，十八大以后我们基本不说了。

可是，不得不承认，明朝社会发展已经如此的情况下，它的政治体制还是二百年前朱元璋时期确立下来的那一套系统，在晚明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朱元璋给他的后代子孙打造了一套几乎完美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体制，他当时想的是，我把一切事情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功臣也杀了，藩王也就藩了，户籍制度也定好了，政治体制也健全了，社会运行机制也打造好了，你们这些后生们就安心坐你们的天下就好了。

当然，如果明朝没有出现社会转型，这套体制当然可以管百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任何事物都要随之而变，不然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有人说明朝不是有个张居正改革吗？

虽然有张居正改革，但是张居正只是对明朝的政治体制“缝缝补补”，没有大改大动。

其实，时代还是给了明朝一次机会的，因为晚明一度出现了专制主义的松动，甚至一些事情有了君主立宪的影子，与此同时的西方，英国发生了“贝特案”，英国就此注意到了君主权利无限大的问题，并由此打开了君主立宪的大门。

可惜，明朝并没有在这次机会中意识到限制皇权的问题。

到了晚明，国家灭亡的征兆就已经能看出来了，其中有一些君主和大臣想拯救这个国家，可是当局者迷，他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本，这就像是让一个人把自己举起来一样，终究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因此明朝人就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还改革就意味着要拿掉统治阶级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就要把揣进兜里的钱拿出来，这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