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蒙上眼》:“律政”题材之外的人性温度丨对话导演刘一志

《女神蒙上眼》播出后，弹幕中常能看到这样的评价：“很久没在国产剧里，看到这般讲透中国式人情与法理的故事了。”

对律政题材作品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常见的评价。在以往这类作品中，观众总是习惯于迅速判断对错，案件要么胜诉，要么翻盘，人物的底色要么正确、要么被纠正。但在《女神蒙上眼》里，很多时候，都不急着给出一个是或非的答案。

《女神蒙上眼》是由芒果TV、湖南卫视、芒果超媒出品，周恩工作室制作，麦乐乐影业联合摄制的都市律政情感剧。导演刘一志坦言，创作之初，他在与总制片人、总编剧梁振华及其团队深度探讨后，达成了一个共识：不把观众“带进故事里替角色发言”，而是“把自己拎出来，站在观众旁边”。

正是在这种创作态度下，《女神蒙上眼》没有走向爽感明确的职场叙事，也没有把“大女主”当作情绪标签反复强化。而是通过剧集，对人性的温度进行持续的试探。

当职业规则与人性需求发生冲突，我们该如何自处？当你以为自己站在正义一侧，却发现代价正在别人身上显现，这种选择是否仍然成立？在反复拆解、重塑主角的过程中，让观众看到她们在摇摆中形成判断，在犹豫中完成成长。

《女神蒙上眼》的核心，不在案件的复杂度，而在主角如何在一次次案件中发生改变。

例如，女主唐盈盈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按照“从弱到强”路径成长的角色。刘一志在采访中明确否认了他们对角色的线性设计：“我们没有把唐盈盈设定成一条按部就班成长的线，而是让她经历一次次职业信仰的解构，从而呈现出很明显的三个成长阶段。”

剧集前段，唐盈盈以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姿态出现，坚定、锋利，对规则高度熟悉，也高度信任规则。她相信证据，追求胜诉，把法庭视为战场。刘一志形容她：“一出场，棱角特别分明，浑身带刺，是那种在律所女性角色里，刺最硬的一个。”

前期在职场上的胜利，不断强化唐盈盈对自我的认知，让她确信程序正义本身就等同于结果正义。但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她的工作方式，让她逐渐忽视了案件背后复杂而脆弱的人。在这一阶段，唐盈盈更像一台胜负机器。

随着剧情推进，一批取材于现实、充斥着人性复杂的案件被推到台前。例如，第一个案件里，隐瞒了部分事实真相的不完美受害者张怡；第七个案件里，救人却反被诬告强奸未遂的方惟安；常年遭遇丈夫家暴，选择“同归于尽”的牛冰冰......通过这些案件，唐盈盈慢慢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专业判断可能正在把当事人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她原来是用理性铠甲隔绝情感，觉得这样就能控制一切，但她没意识到，这种方式其实在伤人。”刘一志说。

到了中段剧情里，唐盈盈进入的是一个反复摇摆的状态。她开始质疑自己熟背的法条，也开始看到规则的局限性。刘一志将这一阶段称为“理念的动摇期”，程序正义与社会责任在她心中发生正面冲突，而她并没有立刻找到平衡点。

男主康俊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冲突。他并非承担“拯救者”的功能，刘一志更喜欢将他们两人的关系概括为“双剑合璧”，也是“一把双刃剑”。最初，他们的对抗来自价值观的根本差异：一边是规则的刚性，一边是人性的弹性；一边追求确定性，一边强调共情。

在后段叙事中，唐盈盈和康俊价值观上的对立没有被迅速化解，而是被保留、拉扯、磨合。刘一志解释，唐盈盈面对的困境不一定来自对手，更多来自内心判断的动摇。第三个人物变化阶段，唐盈盈开始反复确认，自己坚持的到底是职业信念，还是一种已经习惯的路径。

最终验证的结果是，没有谁永远正确，也没有谁彻底失败。观众在《女神蒙上眼》看到的，是一群人在规则与人情之间，不断寻找位置。

《女神蒙上眼》的案件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悬疑而设立。剧中的种种，更像一条不断向前行驶的轨道，把人物裹挟其中。

一开始接手这个项目时，刘一志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案件该处在什么位置”。同类型律政剧已经出现过不少，案件类型、社会议题，观众并不陌生。如果继续按照惯常逻辑，把人物放在最前面，让案件为人物情绪服务，故事很容易滑向公式化。

因此，梁振华、刘一志和编剧初征共同选择了一个看似“反着来”的方式——让案件站在第一位。“我们这次不是不树立人物了，而是不把人物放在第一位。”在刘一志的设想中，案件是驱动系统，是速度本身，而人物的情感与成长，被埋在案件的推进过程中。

他还用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比喻来形容这种结构：“案件就像一列火车，你一上来就感觉到它有速度。每一节车厢是一个案件，挂着十几节车厢，一启动就到了一定的脉数。”

正是在这种节奏设计下，《女神蒙上眼》几乎没有多余的停顿。观众被连续抛入新的情境，却始终能感受到人物的存在，因为他们始终在处理案件。人物的情感，也因此被严格限制在职业场景之中。剧中极少出现脱离工作的私人段落，唐盈盈的家庭空间被有意压缩，情感表达被集中放在律所、案发现场、调查途中。

“我们刻意避免那种‘把情感单独拎出来讲’的处理方式，更不想向观众撒工业糖精，情感互动基本都发生在工作当中。”

这种克制反而会让人物显得更真实。在一次次案件合作中，男女主和观众一起，逐渐意识到他们关系的升温。这是一种“用专业谈恋爱”的方式，情感并不脱离职业信念，而是与案件的社会意义绑定在一起。

“《女神蒙上眼》可能看着很爽，但确实不是爽剧，而是一面女性职业信仰的镜子。唐盈盈不是完美的，她的选择也不总是正确，但在唐盈盈的这些不完美中，观众也更容易看到自己。”

过去很多作品都无法容纳主角身上的缺点，她们必须持续正确、持续强大。可是随着同类题材越来越多，刘一志慢慢意识到，这种单一的人设反而变得乏味。毕竟人是复杂的，有A面也有B面，就像夹心饼干，有甜也有咸。刘一志更愿意把这种完整性交给观众，而不是提前替角色辩护。

在这样的创作逻辑下，群像的重要性也被进一步放大。《女神蒙上眼》中，个人英雄叙事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职业生态的呈现。不同年龄、不同状态的女性，被放在同一张叙事底板上，彼此映照，也彼此补充。她们并不共享同一种答案，却共同构成了现实的复杂面貌。

最好的例子就是戴佩琳与林小云这两个女性角色。前者成熟、克制，却在关键时刻同样脆弱；后者年轻、锐利，在现实中不断试探边界。刘一志说，“如果拿掉这两个角色，故事会空很多，只剩下案件的外壳”。

这种群像结构，让《女神蒙上眼》里人物的成长不再是个人英雄叙事，而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职业生态展示。

如果说前面的案件与人物，更多的是在不断制造张力，那么《女神蒙上眼》最终真正留下来的，恰恰就是被观众提及的感受——温度。

这个词并不常见于律政题材的讨论中，既不指向胜负，也不直接对应立场，更像是一种观看体验的余温，但这却是刘一志近几部作品中反复想传递的核心。

“我不太想拍那种只追求外形刺激的戏，我更在意的是，每个角色内心有没有温度。”在具体拍摄层面，这种创作思路也被贯彻得相当彻底，刘一志希望自己和团队始终保持一种“解剖者”的位置。

“案件对我们来说，就像医生在做解剖。锐度是手术刀，温度是止血剂。如果只有锋利，故事会变成纯粹的悬疑类型；如果只有温度，又容易失去力度。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一把“天平”，用来校准每一场戏的分量。”

这种平衡在几场关键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开场的跳桥戏、案件反转密集的中段，以及后期的泥石流救援戏份，都是节奏与情感高度叠加的段落。

其中，泥石流那场戏是刘一志反复提及、也最让他感到压力的一场。他回忆，这场戏在拍摄前就让演员和团队感到紧张，A、B两组加起来前后拍了近十天，只为保证风格与情绪的一致。从调度到安全，从情绪连续性到多组拍摄的统一，这场戏对整个制作都是一次极限考验。

“当康俊误以为唐盈盈被泥石流掩埋，只剩下一支手电时，康俊第一次喊出了她的全名。紧接着，唐盈盈在逆光中重新出现，两人隔着雨水与光束对视。那个瞬间，两个人物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我看弹幕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情感也被观众抓住了。”

而支撑这种创作选择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刘一志与《女神蒙上眼》总制片人、总编剧、艺术总监梁振华长期合作所形成的默契。二人多年前开启创作合作之路，相近的创作理念让彼此成为长期伙伴，携手打造出《热血同行》《心想事成》《女神蒙上眼》等多部作品。对刘一志而言，这个团队最具吸引力的，正是始终以剧本为核心的创作准则，凝聚了一群敢于尝试、勇于突破的年轻创作者。

2026年初热播的总台精品短剧集《奇迹》，更是刘一志在职业生涯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刘一志负责这部剧中《城的琴》《恋曲1999》《咏春》三个单元的拍摄。而梁振华作为文学总监、编剧，在创作初期与刘一志一起反复拆解剧本，明确核心表达，帮助他厘清真正想讲的内容，并在方向上给出清晰判断。这种判断，让刘一志在复杂的选择中拥有了足够的底气。

更重要的是信任。在《奇迹》的推进过程中，刘一志获得了充分的创作空间。无论整体风格还是具体拍法，梁振华并不频繁介入细节，而是在关键节点给予支持，确保创作意图能够被完整执行。刘一志形容，那是一种“你可以放心往前跑”的状态。

在具体呈现上，这部以“短片合集”创新亮相的剧目，将改革开放的壮阔历史解构为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切片，通过微观叙事与宏观史诗的完美交织，完成了对特区精神的深刻影像化诠释，成为一部用镜头书写城市精神、用故事记录时代变迁的影像史诗。

对他而言，与梁振华及其团队的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次被真正理解、被真正支持的经历。回到《女神蒙上眼》这部剧上，在当下的影视大环境下，能看到观众认可这部剧的“敢拍、细腻、温暖”，就是最令创作者开心的一件事情。

同样，这也是刘一志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