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

尽管钱穆与胡适之间，已然呈现出如此强劲的思想文化张力，但我还是想说，作为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读书种子”，钱、胡二人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完全存在着“折中”与“和合”的可能。“折中”一词，最早出自《楚辞・九章・惜诵》：“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朱熹《楚辞集注》说：“折中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折其中，若《史记》所谓‘六艺折中于夫子’是也。”而“和合”一词，语出《墨子・尚同》：“内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无巧不巧，钱穆在说到中西比较时，也曾拈出“和合”一词：“从文化大体系言，余则以和合与分别来作中西之比较。从学术思想方面言，余则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 试问，既然中西文化尚能“和合”，钱穆与胡适为何不能“折中”呢？

在我看来，钱穆也好，胡适也好，都是现代中国文化之树上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对冲”和“碰撞”中凝成的“琥珀”。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舞台的在场者和博弈者，两位大师都是并世难得一遇的“读书种子”，他们都对中国文化和人类命运充满关切，只不过一个扮演的是来自西方现代科学所研制的“病毒疫苗”，一个扮演的是中国文化肌体内部自生的“白细胞”。从私人情感和事实判断上看，二人生前固然已经分道扬镳，似乎已渺不可及，但从文化公域和中国未来道路上看，二人所留下的两道分外精彩的“延长线”，如能“握手言和”甚至“并轨同行”，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福音。

首先，尽管二人因为文化认同迥异，但在做人处事上，皆不失为难得之君子。比如，在1915年2月18日的《留学日记》中有《自课》“进德”一条，写道：“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对刘半农和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表演的一出“双簧信”，胡适便颇不以为然，认为“有失士大夫身份”，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该发表。再如对鲁迅的多次讽刺挖苦，胡适皆不置一词，而鲁迅死后，胡适又不计前嫌，奔走为其出版全集。在给苏雪林的信中，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一生乐善好施，奖掖后进，蒙其资助者不计其数。然其去世后，遗物中除书籍、手稿外，余款仅有153美元。难怪被其多次忤逆的蒋介石也在《挽胡适与胡适墓园题辞》中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钱穆的性格也是温柔敦厚的，待人诚笃而有分寸，故在北大任教时，学生每怂恿其与胡适撰文争论，钱穆则答曰：“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又其与熊十力、蒙文通相交，每逢二人相争时，则常“惟余为之作缓冲”。 

其次，尽管二人在学术追求和方法取径上有差异，但都能兼顾中西，不走极端，而有所折中。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上，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他的战略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并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相比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他又有着“中庸”的一面。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钱穆认为应该“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以平等法，融之一炉”， 这的确是其所谓“和合”与“分别”兼有的主张。所以，钱穆终身服膺章学诚“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的主张，故当港台新儒家诸大师在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邀其联合署名时，钱穆不愿以“门户”和“壁垒”自陷，果断予以婉拒。再比如，在新思潮涌入，革命者多鼓动学生走上街头搞运动时，钱穆和胡适不约而同，都主张学生应该致力于学业。胡适说：“呐喊救不了国家。”青年学生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便是你救国事业的预备工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学生因受新思潮影响，学校欠发教师薪水，学生乃罢课为教师讨公道。钱穆劝之曰：“学校欠发薪水，乃暂时之事。诸生课业，有关诸生之前途，岂可随时停止。”由此可见，钱、胡二人虽然关心政治，但其价值关切还在学术文化，并不热衷于鼓噪狂热的政治运动。

第三，尽管二人对传统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理解不同，但对传统书院文化却有着大体一致的认同。钱穆对书院一往情深且身体力行，有其筚路蓝缕创办的新亚书院为证；胡适对于古代的书院制度，毋宁说是赞赏有加。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开篇即指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他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文章的末尾，胡适不无感伤地说道：“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这分明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

事实上，一生受到胡适、钱穆双重影响的余英时早已开始了折中钱、胡的工作。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他先是举出钱穆《国学概论》对胡适等人的正面评价，以证明其“顽固保守”之人。在谈到钱穆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大体上便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社会上既没有世袭的贵族阶级，也没有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尚普遍存在的农奴阶级”时，他又特意提到胡适，说他“虽以攻击中国传统著称，但他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组织，因为脱离封建时代最早，所以比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 看似闲闲一笔，实则大有深意。

作为钱穆的高足，余英时接触胡适的文字和思想是在其“初入钱门”之前。余英时在为《胡适日记全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认为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又在胡适120周年诞辰回答《东方早报》记者时评价胡适：“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余英时对胡适的民主与自由的坚守是深怀敬意的，以至于有论者说“他是钱宾四先生（钱穆）的学生，但是他其实钦佩的、欣赏的统统是胡适之”，还有人把余英时当作胡适自由主义之“薪传”，坊间更有标题文章曰：“没有胡适的时代，至少我们还有余英时。”凡此种种，皆可见余英时对胡适的仰慕早已是“路人皆知”。

但是，作为一位崇尚客观知识和严谨论证的“知识人”，余英时对胡适思想在“改变世界”方面的“内在限制”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的‘评判的态度’，用之于批判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他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中，表达过对五四运动的质疑：“简言之，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源头都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发展，而中国的‘五四’主要是受西方文化侵入中国而引起的反响，其中虽也有中国文化内在因素的接引，但精神源头不在儒、释、道，而在西方。” 而且，余英时并不同意仅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激进反传统的政治运动，而主张充分注意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出现的一批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钱穆、冯友兰等人对于“新文化”的贡献。他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国学大师没有反传统、反儒教而把他们排除于‘新文化’运动之外，则‘五四’只是一场空喊口号的‘运动’，在学术上便全成一片废墟了。”这样一种把学术与政治做适当切割，并互为弥缝的视角和思路，远比党同伐异、故步自封对于文化、学术和思想的进步更为有益，至少造成的伤害更小。

余英时还注意到，即使是梁漱溟、熊十力、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师，在反对五四新文化之流弊、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无不同时主张并完全接受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法宝。这已经不是张之洞当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而是“以中化西，中西合璧”，其实也与胡适提出的“充分世界化”并无本质的分歧。甚至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学衡》杂志创办人梅光迪、吴宓等人，以及他们宣传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也“不折不扣地是‘五四’以后‘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尊重孔子和儒家传统”。余英时试图调适今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看”焦距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未尝不是在“折中”与“和合”钱、胡之异同。

还有一个故事，也可看出余英时在钱、胡二位宗师（授业导师和精神导师）之间的“事事用心”。1950年春天，由余英时的另一位老师杨联陞邀请钱穆到耶鲁大学讲座，座中有考古学家李济，余英时写道：“李先生平时喜作青白眼，那天我注意到他白眼时多，青眼时少，感觉十分有趣。事后杨先生告诉我，第二天李先生盛赞杨先生的译才，把原讲的‘语病’都掩盖过去了。杨先生只好付之一笑。我记下这一段趣事并不是要算什么旧账。我是想以此说明当时台北学术界对钱先生和新亚书院确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李济之先生不过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写到这里，余英时特意加了一句括注：“据说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领导层中，还是胡适之先生的成见最浅。”紧接着，他又提到杨联陞对钱穆《朱子新学案》的评价：“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之先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杨先生并不专治思想史，但是他的批评的眼光一向是很锐利的，这种私下闲谈，不带丝毫客套的成分。以他和胡先生的私交之笃，竟坦然作此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余英时以李济的“青白眼”为例，旨在说明胡适在“主流派”学者中对钱穆的“成见最浅”；而他补叙杨联陞对钱、胡二人的“品藻”，则是想反衬李济对乃师的成见，其实毫无道理。足见余英时对钱穆的尊敬是一以贯之的，且比尊敬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