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号起义77周年纪念】2026年2月25日，是重庆舰起义77周年纪念日。

77年前的那个冬夜，550多名官兵做出了改变历史的抉择。

77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热血与激情。

77年来，中国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从当年的"重庆号"——一艘从英国购买的二手巡洋舰，到今天的航空母舰、核潜艇、万吨大驱——这些钢铁巨兽在大洋上劈波斩浪，守护着祖国的海疆。

它们的身上，流淌着"重庆号"的血脉。

那是一种精神——追随正义、选择光明、与人民站在一起的精神。

这种精神，从1949年2月25日的那个冬夜开始，就融入了人民海军的基因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背景篇】一、我的前世：从"曙光女神"到东方旗舰1936年的普利茅斯，泰晤士河的晨雾裹挟着大西洋的咸腥，在海军造船厂的船台上凝结成冰冷的期待。

当第一块装甲钢板焊接在龙骨上时，我听见自己钢铁骨骼生长的脆响——这是"曙光女神"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声呼吸。

HMS Aurora，古罗马神话中身披玫瑰色轻纱的黎明女神，设计师们赋予我这个名字时，或许未曾想到，我将在东方海域绽放真正的曙光。

作为阿瑞托莎级轻巡洋舰的三号舰，我的3810吨舰体里流淌着皇家海军的骄傲：6门152毫米主炮如银色獠牙，4座三联装鱼雷发射管似潜伏的海蛇，32节的航速足以让我在波涛间跳着致命的华尔兹。

1937年11月的下水仪式上，香槟瓶撞击舰艏的脆响与人群的欢呼交织。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三年后的爱琴海之夜，马塔潘角的月光将照见我炮口喷吐的火舌。

1941年3月28日，意大利舰队的钢铁残骸在探照灯下缓缓沉没，我第一次懂得：所谓荣耀，是用硝烟与牺牲写就的。

1943年的大西洋寒流中，德国U艇的鱼雷撕开我右舷的伤口。

在直布罗陀船厂的三百个日夜，焊工的弧光如同为我重铸的灵魂。

当1945年胜利日的钟声敲响时，我甲板上的弹痕已化作勋章——八枚战斗之星在舰徽上闪烁，见证过挪威海域的冰棱、地中海的烈日、印度洋的季风。

命运的罗盘在1946年转向东方。

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在伦敦雾雨中签下协议，20万英镑——这个相当于当时4万中国农民年收入的数字，将我从日不落帝国的序列中剥离。

1948年5月19日，普利茅斯港的晨雾里，米字旗与青天白日旗完成了沉默的交接。

邓兆祥舰长踏上舰桥时，他皮鞋敲击甲板的声响，竟与九年前龙骨焊接的节奏遥相呼应。

"重庆号"——这个以抗战陪都命名的新身份，承载着一个民族重建海权的渴望。

但在我的轮机舱深处，那些经历过反法西斯战火的水兵们，正悄悄传阅着油印的《新民主主义论》。

当我穿越马六甲海峡时，罗盘指针不仅指向南京，更指向了一个即将破晓的新时代。

二、我的"硬实力"：一艘巡洋舰的自我介绍【舰体参数】我是一艘标准的轻巡洋舰，身材修长而优雅：标准排水量：5270吨（满载排水量6715吨）全长：154.22米舰宽：15.54米吃水深度：5.03米最高航速：32.25节32.25节是什么概念？

换算成现代的单位，大约是每小时60公里。

对于一艘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钢铁巨兽来说，这个速度相当惊人。

在当时的中国海军中，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能在速度上与我匹敌。

【武器装备】我的主武器是6门152毫米口径主炮，安装在三座双联装炮塔中。

这些主炮是我的"拳头"。

每门炮长度超过9米，能够将50多公斤重的炮弹投射到23公里之外。

除了主炮，我还配备了8门102毫米高射炮、12门40毫米"砰砰"炮、若干20毫米厄利孔机关炮、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以及深水炸弹投放装置。

【雷达系统】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我先进的雷达系统。

我配备了273型对海搜索雷达、281型对空警戒雷达、285型火控雷达。

在1948年的中国，拥有完整雷达系统的军舰凤毛麟角。

【舰员编制】按照编制，我需要约550名官兵才能正常运转。

而正是这550多名官兵中的绝大多数，在1949年的那个冬夜，做出了与我一同起义的选择。

三、水兵求学：普利茅斯的风，吹醒了谁？

1948年2月，中国海军选派了一批官兵来到英国，接受专业训练，为接收我做准备。

这批官兵共有574人，其中包括舰长邓兆祥、副舰长米仓以及各部门的主管军官。

他们被安排在普利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和德文波特海军基地学习。

对于这些中国水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欧洲，第一次见识到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的模样。

在海军学院里，他们学习航海术、枪炮操作、轮机维护、雷达使用、通信技术、损管抢修……几乎涵盖了现代军舰的所有知识。

然而，学习专业技术只是他们在英国的收获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思考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

他们也读到了英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战愈演愈烈……""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取得重大胜利，国军节节败退……""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战？

"这个问题，开始在水兵们心中悄然萌芽。

1948年5月26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培训，我正式交付给中国海军。

这批在英国学成的水兵登上了我的甲板，成为了我的第一批中国舰员。

然而，在这些年轻的面孔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眼神。

那是一种深藏的光芒，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谋划什么——这具钢铁之躯的炮口，绝不能指向同一片土地上的兄弟姐妹。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这艘军舰，绝不能成为内战的工具。

四、多方博弈：黎明前的暗战1948年8月，我载着全体官兵，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最终于10月抵达上海吴淞口。

我被编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成为旗舰，驻泊于上海高昌庙码头。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是中国历史上最波谲云诡的时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势如破竹。

而我，就停泊在上海吴淞口的军港里，成了各方势力角力的焦点。

【第一股力量：国民党的铁腕监控】对于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来说，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之一。

国民党高层把我视为"定海神针"，希望用我来阻挡解放军渡江。

海军司令桂永清反复强调："重庆号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他们加强了对我的监控——在舰上安插了大量政工人员和情报人员，严密监视着每一个水兵的一举一动。

舰上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第二股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暗流】然而，国民党越是高压监控，水兵们的反抗意识就越是强烈。

在我的舰舱深处，一个秘密组织正在悄然成型——"士兵解放委员会"。

这个组织最初只有几个人，都是在英国期间就建立了联系的进步水兵。

他们以同乡、同学、同一部门为纽带，小心翼翼地发展着自己的力量。

渐渐地，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从几人发展到几十人，最后发展到了近百人。

他们遍布在枪炮、轮机、航海、通信、雷达等各个关键部门，织成了一张覆盖全舰的秘密网络。

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包括：毕重远（枪炮部门骨干）、王颐桢（负责联络工作）、陈鸿源（轮机部门的核心）、李仕达（通信部门的骨干）。

【第三股力量：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暗线】而在上海的地下世界里，另一股力量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着。

张执一——这个名字，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

但在1948至1949年的上海，他却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张执一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

策反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瓦解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能争取的争取过来，不能争取的想办法让它瘫痪。

1948年11月，上海局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任书记，王锡珍（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任委员。

他们的工作是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开展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策反思想工作。

张执一很早就注意到了"重庆号"。

他深知，这艘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的王牌，如果能策反成功，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决定："重庆号"军舰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

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沙文汉参与其事，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具体领导，林诚协助。

【第四股力量：南京陈修良的策应】与此同时，在南京，另一位地下党领导人也在为重庆号的起义运筹帷幄。

她就是陈修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陈修良是一位传奇的女性地下工作者。

她在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南京——建立了一个庞大而隐秘的地下网络。

她敏锐地意识到，重庆号起义不仅需要舰上的力量，更需要岸上的配合：要搜集航道情报，了解国民党海军的布防情况；要规划撤退路线，确保起义后能够安全抵达解放区；要协调各方行动，确保舰上、上海、南京三条线同步推进。

【莫香传：被黎明遗忘的星火】在重庆舰起义的历史中，有一个名字不应该被遗忘——莫香传。

莫香传，1919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区）。

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就读。

1944年底，被派往英国，考入雷达学校学习。

1948年5月，莫香信任英国政府所赠的"震旦号"（后改名"重庆号"）巡洋舰准尉雷达官。

当年8月23日，"重庆号"驶抵中国。

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处在辽沈战役惨败之际，便派"重庆号"赴胶东、辽沈海域投入内战。

"重庆号"回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极端腐败的种种事实，使莫香传萌发"找共产党去，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的思想。

几经周折，由轮机军官蒋树德通过"伏波号"军舰雷达少尉王淇，找到中共地下组织。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找王淇作深入了解，后将莫香传和曾祥福介绍给中共中央上海局。

在中共组织领导下，莫香传、曾祥福、蒋树德的"起义小组"和另一起义组织共同发动和组织王继挺、王颐桢、陈业昌、武定国、孙国祯、洪进先等40余人，形成"重庆号"起义的骨干力量。

1948年底，已引起国民党方面注意的莫香传、曾祥福突然被调离"重庆号"，去江防第二舰队。

中共上海局不得不改由蒋树德、王继挺负责秘密策动工作。

莫香传和曾祥福离舰上岸后，未去报到，仍秘密协助起义准备工作，按中共组织的指示，起草拟订"重庆号"起义行动计划纲要，经中共上海局审查批准下达给起义组织。

"重庆号"起义后，莫香传仍留在上海，由中共上海局直接联系，继续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策反工作。

但他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1949年5月10日晚被捕，遭酷刑，始终未吐露半点真情。

1949年5月19日，莫香传等16人被惨杀于上海宋公园，为"五一九宋公园十六烈士惨案"。

莫香传牺牲时，年仅30岁。

他没能亲眼看到上海的解放，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但他用鲜血浇灌了革命的种子，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仰。

【王锡珍：暗夜中的摆渡人】王锡珍，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是"重庆号"起义背后真正的策划者和推动者之一。

早在起义准备阶段，王锡珍就展现出了超凡的远见和细致。

他深知，起义一旦发动，舰上官兵的家属将成为国民党报复的目标。

为此，他提前做了周密的安排。

通过地下党的网络，王锡珍秘密联系了起义骨干分子的家属，将他们的父母、妻子、子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有的被安置在地下党控制的工厂里，有的被转移到解放区，有的则被秘密送往香港。

"我们不能让起义的勇士们有后顾之忧，"王锡珍对他的助手林诚说，"他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

"王锡珍深知，孤立的承诺难以服众。

他向舰上同志明言：凡有家属因此陷入困顿的，组织将按月设法接济，不使其衣食无着；有需要转移隐蔽的，提前安排妥当，绝不让人参加了起义、家里出了乱子。

这番话，说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最朴素的担当——自己的同志，组织负到底。

1949年2月初，王锡珍决定亲自上舰，与邓兆祥面谈。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江风刺骨。

王锡珍化装成一名送货的商人，带着两名助手，秘密登上了"重庆号"。

在舰长室里，王锡珍与邓兆祥进行了一场改变历史的谈话。

"邓舰长，我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王锡珍。

"王锡珍开门见山，"我知道您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感失望。

今天我来，是想和您谈谈重庆号的未来。

"邓兆祥沉默片刻，然后说道："王先生，请说。

"王锡珍从怀中掏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我们对起义官兵的安置方案。

起义成功后，所有官兵一律欢迎加入人民解放军，原职原薪，一视同仁。

愿意学习深造的，我们安排进入各类学校。

愿意转业的，我们安排工作。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对于您的家人，我们已经做了妥善安排。

您的夫人和孩子，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您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危。

"邓兆祥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你们……已经安排好了？

""是的，"王锡珍点头，"我们不仅要让重庆号驶向光明，更要让每一位官兵没有后顾之忧。

"邓兆祥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王锡珍的手："谢谢你们。

"这次会面，成为了邓兆祥最终下定决心起义的关键因素之一。

【舰长邓兆祥：一个军人的抉择】邓兆祥，广东人，1903年出生，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和广东黄埔海军学校，后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深造。

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军官们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那些"党国要人"醉生梦死，前线将士却吃不饱穿不暖。

他也听到了士兵们私下的议论："这仗打下去有什么意思？

""听说解放区的日子比这边好过多了……"作为舰长，邓兆祥很清楚舰上的暗流涌动。

他知道有进步力量的存在，也知道士兵们的心思。

但他没有向上级告发，而是选择了沉默。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1949年2月25日凌晨，当士兵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敲开他舱室的门，告诉他起义即将开始时，邓兆祥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出了那句改变历史的话："我跟你们一起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