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篇】

二、风起吴淞：1949年2月25日

1949年2月24日，夜。上海吴淞口的海面上，一轮寒月高悬。冬天的海风刺骨，带着黄浦江特有的泥腥味，浪花拍打着我的舰舷，发出低沉的、有节奏的呜咽。我静静地停泊在高昌庙码头，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只有我知道，一场惊天的风暴即将降临。这一夜，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等待已久的时刻。白天的时候，一个看似普通的信号悄悄传到了舰上。那是王锡珍通过秘密渠道发来的："今夜行动，切勿迟疑。"下午，毕重远召集核心成员进行了最后一次秘密碰头。地点选在轮机舱深处的一个角落——那里机器轰鸣，说话声根本传不出去。"各组准备情况如何？"毕重远压低声音问。"枪炮组准备完毕，弹药库的钥匙在我们手上。"陈鸿源回答。"轮机组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启动全部动力。""通信组准备完毕，可以在必要时切断对外联络。""航海组准备完毕，北上的航线已经规划好了。"毕重远点点头："起义计划大家都清楚了——第一步，控制枪炮部门；第二步，控制轮机舱；第三步，控制通信室；第四步，说服或制服舰上的反动军官；第五步，拔锚起航，驶向解放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有人问，"舰长呢？""舰长那边，我亲自去谈。"毕重远说，"根据之前的接触，我判断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晚上10点，行动的时间到了。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按照事先的分工，悄无声息地行动起来。轮机舱——陈鸿源和几名同志以"检修设备"为由，进入了轮机舱。"把锅炉升温，准备全速航行。"陈鸿源下达命令。枪炮部门——毕重远带人控制了弹药库。几名忠于国民党的人员被制服，关进了一间储藏室。通信室——一名参与起义的报务员"不小心"弄坏了主发报机的一个关键零件。甲板上——几名起义的水兵接管了甲板上的巡逻任务。凌晨时分，毕重远带着两名同志，敲开了舰长室的门。邓兆祥没有睡。他穿着整齐的军服，坐在桌前，仿佛早就预料到会有人来。"舰长，我们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今夜，重庆号起义。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驶向解放区。"邓兆祥沉默了。"舰长，您比我们更清楚国民党是什么样子。"毕重远往前迈了一步，"共产党会解放全中国，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与其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不如为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终于，邓兆祥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好。我跟你们一起走。"凌晨1时30分，重庆号开始起锚。我的螺旋桨搅动江水的瞬间，这五千吨钢铁之躯终于挣脱了码头的束缚。舰桥上，邓兆祥亲自下达着航行指令："前进一！航向，北偏东15度！轮机舱，保持全速！"甲板上，水兵们列队站立，目送着岸上的灯火渐渐远去。这是重庆号的起义，是550多名官兵的集体抉择，是一艘巡洋舰驶向光明的第一步！

三、冲破封锁：驶向解放区

我驶出吴淞口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但我知道，这条路不会平坦。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布置了多艘巡逻舰艇，沿岸还有炮台和雷达站。而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尽可能地拉开与上海的距离。轮机舱里，水兵们拼命地往炉膛里铲煤。我的航速不断加快——20节、25节、28节、30节……"再快一点！"邓兆祥在舰桥上下令。32节！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就在这时，舰上的雷达发现了异常——几个小光点正在从西南方向快速接近。"敌机！"雷达兵大喊。果然，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出动了。蒋介石得知后暴跳如雷："不惜一切代价，炸沉那艘船！绝对不能让它落入共产党手中！"2月25日上午，敌机找到了我的踪迹。几架B-24轰炸机和P-51战斗机在高空盘旋，然后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炸弹。"防空火力，开火！"邓兆祥下令。我的防空炮火全部开火了。8门102毫米高射炮、12门40毫米"砰砰"炮、以及多门20毫米机关炮同时怒吼，编织出一道道火网。此后，敌机又来了好几批，但都被我的防空火力击退。2月25日傍晚，我终于驶出了敌机的作战半径。1949年2月26日清晨，我抵达了解放区——山东烟台港。当我的身影出现在港口时，岸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锣鼓声。成千上万的军民聚集在码头上，挥舞着红旗和彩带。那一刻，我的桅杆上升起了一面崭新的旗帜——不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一面鲜艳的红旗。舰长邓兆祥站在舰桥上，向岸上的人群挥手致意。他的脸上带着疲惫，但眼里闪着泪光——那是喜悦的泪，是解脱的泪，是获得新生的泪。

四、壮烈沉江：我宁可沉没，不愿屈服

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下了死命令："必须炸沉重庆号！"1949年3月，为了躲避轰炸，我被转移到葫芦岛港。3月18日，国民党空军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空袭。上午10时许，雷达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光点——敌机来了，而且是大编队。"防空警报！全体进入战斗位置！"几分钟后，敌机出现了。那是十几架B-24重型轰炸机和数架P-51战斗机。"开火！"我的防空炮全部怒吼起来。但敌机太多了，而且他们采取了高空投弹的战术。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然后，一颗炸弹击中了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水兵们拼命地抢救，但我的伤势太重了。3月19日，敌机又来了。这一次的轰炸更加猛烈。又有几颗炸弹击中了我。我的舰体千疮百孔，进水越来越严重，舰体开始倾斜。这时候，一个痛苦的决定摆在了面前。经过慎重考虑，上级做出了决定：自沉。1949年3月20日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葫芦岛的海面上，将一切都染成了血红色。我静静地躺在码头边，浑身是伤，已经无力再战。通海阀门被打开了。冰冷的海水涌入我的舱室，一点点吞没我的轮机、弹药库、住舱、舰桥……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最后，我缓缓地、缓缓地沉入了葫芦岛的海底。那一刻，我没有恐惧，只有平静。我知道，我的沉没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我宁可沉入海底，也不愿被国民党的炸弹化为碎片。我宁可暂时沉睡，也不愿再被用来打内战、杀同胞。我是一艘叛舰，但我叛变的是黑暗，投奔的是光明。

八、尾声：曙光女神的荣光

我在海底沉睡了。沉睡中，我仿佛看到了很多事情。我看到了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那些曾经企图用我来"阻挡"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在木船和机帆船面前望风而逃。原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从来不是军舰的吨位和火力，而是人心的向背。我看到了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一刻，整个中国都沸腾了。而在遥远的海底，我的心，也在激动地颤抖。我知道，我没有白白沉没。我的起义，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我的选择，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增添了一份力量。【起义人员的命运】舰长邓兆祥——起义之后，邓兆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高级将领。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邓兆祥作为起义将领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历任海军快艇学校校长、海军学院副院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海军人才。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至1998年，他连续担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积极参政议政，为海军发展乃至国家建设建言献策。他活到了1998年，享年95岁。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常常对人说："我这一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1949年2月25日的那个夜晚，带领重庆号起义。"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们——毕重远、王颐桢、陈鸿源、李仕达……这些曾经在舰舱深处秘密串联、策划起义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了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张执一、王锡珍、陈修良——这三位地下党的领导者，是"重庆号"起义背后真正的策划者和推动者。张执一，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在解放后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历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等职。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王锡珍，那个多次冒险登上重庆号传递指令的策反者，在解放后默默无闻地工作在中央统战部的岗位上。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低调到子女几乎寻找不到他的档案。陈修良，南京市委书记，那位在敌人心脏里编织地下网络的女英雄。解放后，她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98年在上海去世。【铭记与传承】很多年后，当人们谈起"重庆号起义"时，总会有人问："那些起义的水兵们，后悔过吗？"答案是：从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他们亲眼看到，新中国从废墟中站起来，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亲眼看到，人民海军从几艘破船起步，发展成世界级的海上力量；他们亲眼看到，他们当年梦想的那个"国富民强"的中国，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就是他们选择的意义。我叫"重庆号"，曾经叫"曙光女神 HMS Aurora"。我是一艘叛舰，我为此骄傲。因为我的叛变，是为了追随历史的潮流；因为我的叛变，是为了站在人民的一边；因为我的叛变，是为了迎接那一轮即将升起的朝阳——那是新中国的曙光。而我，曾经的"曙光女神"，终于在遥远的东方，完成了我真正的使命——为这片土地，带来黎明。

后记

重庆号的故事，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一个缩影。1949年前后，不仅仅是重庆号，还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和人员选择了起义投诚：傅作义率领北平守军起义，保全了千年古都；陈明仁率领长沙守军起义，加速了湖南解放；国民党海军，先后有30多艘舰艇、4000多名官兵起义投诚。这些起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它们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那些在黑暗中选择光明的人，无论他们曾经属于哪个阵营、穿过什么军装，都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在历史的大潮面前，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也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最伟大的选择，永远是站在人民的一边。

谨以此文，献给人民海军以及重庆号起义的全体官兵，以及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所有追随光明的人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