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谓无名”容我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诸位师长的宏论旁，分享几点阅读时的私人体会。

我的视角无关学术脉络的梳理，更像是在文本与生活的交汇处，拾取一些思想的碎片，去尝试理解那些遥远却鲜活的生命轨迹。

过去一年，断续读了几本与“他者”相遇之书：鹤见俊辅与竹内好在战后的精神历程，赫尔岑与屈斯蒂纳在东西欧之间的祛魅之旅，以及清代中英之间译者命运的吊诡回旋。

这些书写的背后，似乎都藏着一个共同的母题：我们如何通过理解“他者”，最终返回对“自我”更清醒、也更复杂的认知。

此外，还有一个较之以上恰似相反的，即或许对“自我”与时代本身就有着清醒认知的存在——林达夫。

在此，谨将这几片碎片呈现于此，作为对过去一年阅读时光的朴素交代。

▲《鹤见俊辅传》黑川创 著，夏川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鹤见俊辅 著，刘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丨光启书局，2024购置《鹤见俊辅传》的初衷，源于一个持续的疑问：何以鹤见俊辅在晚年仍倾力为竹内好立传，甚至在罹患脑梗后，仍坚持以口述形式完成《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一书。

幸而两本传记同时购得，并依循问题意识，先读《鹤见俊辅传》，再及《竹内好传》。

两位皆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相关研究甚多，在此仅就阅读过程中的若干直观感受略作陈述。

学生时代虽曾接触二人部分著作，但鹤见与竹内始终是笔者难以在精神层面上充分“构建”的形象。

相比之下，如周作人、梭罗、胜海舟等，则似乎更容易通过文字进入其情境与心境——他们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怀揣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了某篇文章，抑或是做了某件事，甚至其院门石阶的缺口、木屋外泥泞中的足迹积水、等候西乡时榻榻米边缘翘起的一茎草叶。

对其文本的这类具象、近乎临场的想象，令这些人物在笔者心中逐渐鲜活起来——当然，这种想象不一定对。

然而，鹤见与竹内却一度处于这种想象力的边界之外。

直至读完两部传记，至少鹤见的形象在笔者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就此而言，黑川创所著《鹤见俊辅传》确为一部出色的评传。

甚至可以说，竹内好的“挣扎”状态，或许也贴合鹤见自身的精神历程。

而从个人理解出发，这也可能构成鹤见执意为竹内立传的内在动机。

鹤见一生面临诸多抉择，常被时势与自身性格中的自负与怯懦所裹挟，步履显得迟疑而迂回。

他往往因顾及他人与现实条件，做出种种看似“违心”的选择，试图让“不幸止于自身”，或在“越界”与“守界”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因此，其人生轨迹中既有坚持与牺牲，亦渗透着退让与妥协。

对鹤见而言，竹内好既是一面映照自我的镜子，亦是一种反向的存在。

《竹内好传》本身并非易读之作，但在《鹤见俊辅传》的映衬之下，其脉络与意义显得清晰许多。

笔者感到，鹤见笔下所描绘的竹内——其每一人生阶段、每一次决断、每一重思虑——仿佛都对应着鹤见自身未曾选择的另一种可能。

面对这条未竟之路，鹤见既抱有某种智性上的自负，亦隐含遗憾与向往。

在他看来，竹内在每一次挣扎后所作的决断，皆可谓“行其愿行，书其愿书，心志得伸，明日可期”；而反观自身，生命路径则显得模糊许多。

因此，为竹内立传，亦成为对自我生命的整理与意义追寻，正如鹤见本人所言：“将存在整体回顾成什么样的事物，决定了我一生的意义”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想象，不一定对。

▲《俄国来信》（全四册）[法]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 著，李晓江 译，望mountain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往事与随想》（上中下）[俄] 赫尔岑，巴金/ 臧仲伦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1847年，当赫尔岑离开故土俄国，惶恐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前，心头充满了热烈的期望与模糊的憧憬时，法国人屈斯蒂纳已早于八年前，“因为被虚假的自由的种种弊端吓坏了”，反其道而行之，离开法国，开启了前往俄国的旅程。

二人同出身贵族，亦皆为才华卓著的作家。

赫尔岑著有《往事与随想》，记录其生长于俄国而后流亡欧洲的一生；屈斯蒂纳则以《俄国来信》为名，通过三十六封书信，娓娓道出其在俄国的旅途见闻。

就屈斯蒂纳而言，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之后，对革命带来的混乱与放纵心有戚戚。

他与母亲在恐怖杀戮中幸存下来的经历在书中亦有详述，这也使他反而对俄国君主专制下的秩序产生出某种向往，并推测在众声批评之下，俄国必有其独到之处。

加之他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持有异议，于是踏上了这趟东方之旅。

然而，随着行程深入，俄国专制高压下的社会氛围，让这位来自法国的贵族日益感到窒息：“在俄国，交谈就是密谋，思考就是造反。

”他虽然观察到某种表面的稳定与平等，但意识到这种“幸福”全然建立在暴力与专横的统治之上，依靠恐怖来维系。

旅程结束时，他非但未在此寻回欧洲已逝的传统美德与田园牧歌，反而得出结论：即便是“共和制或君主制下的暴政，也要好于君主专制下的平等”。

这与他最初的设想，可谓背道而驰。

于是，这段与赫尔岑方向完全相反的旅程，最终竟导向了某种精神上的殊途同归。

对两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深刻的“祛魅”过程。

屈斯蒂纳因其立场与经历，对革命及其后果心存疑惧，故而向往传统的秩序；赫尔岑则不堪专制压迫，曾对欧洲的革命事业怀抱憧憬。

前者在旅程结束后，急切渴望重返欧洲自由的空气；后者则在流亡生涯中，逐渐洞见革命背后的无知、轻率与派系私利。

经历祛魅之后，屈斯蒂纳坦然承认欧洲制度的相对优越，甚至讽刺道：谁若觉得欧洲不好，去一趟俄国便知。

他在书中毫无畏惧地记录了俄国的现实。

而赫尔岑虽深感失望，却从未停止对抗封建专制的斗争。

无怪乎赫尔岑曾评价《俄国来信》为“迄今为止最为了解俄国的著作”。

此誉并非过誉。

屈斯蒂纳在书中的思考颇具深度与预见性，他曾写道：“在俄国历史上，除了皇帝，没有人尽了自己的本分。

贵族、教士以及社会中其他所有阶级，全都没有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

受压迫民族承受的不幸，永远是他们应得的。

暴政是全体国民共同造成的结果。

要么是文明世界将会在下一个五十年来临之前再次屈服于野蛮人，要么是俄国将会经历一次革命，而且比我们在西欧还能感受到其影响的那次革命，这次革命将会更可怕。

”▲《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英] 沈艾娣 著，赵妍杰 译，理想国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翻译的危险》也是本年度令我颇受启发的著作之一。

正如其副标题所示，该书聚焦“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通过对两位译者生命轨迹的深描，折射出19世纪中西碰撞的宏大历史图景。

本书在方法上延续了微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常见路径，借由小人物窥见大历史的脉络，因此读起来结构清晰、叙事流畅。

然而，除了史学层面的意趣之外，本书亦引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思考：深入学习一门外语、浸淫于异质文化，往往会在认知层面催生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亲近感”。

这种亲近感并非源于简单的崇拜或仰慕，而是基于对对象语言及其文化逻辑的“深度理解”。

此种理解既能缓释因文化、历史差异所引发的误解与冲突，亦有助于在差异之中识别出人类共同的关切与价值。

书中涉及的英方译者小斯当东即是一例。

因其自幼学习汉语并接触中国文化，在后续的翻译实践中，他能敏锐体察词语在中英语境中的微妙差异，从而选择更恰当的译法，促进相对平等的对话。

后来，当英国以“中国未开化且从未平等对待英国”为由，试图发动战争以获取通商特权时，小斯当东在愤慨之余，专门撰写小册子论证“中国与欧洲国家并无本质不同”，并公开反对战争，称之为“将使我们的旗帜与国家蒙受耻辱之举”。

这一立场令人联想到胜海舟“古今无别，东西无差”的观点，以及他将本国发动的战争视为“不义之战”的类似判断。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尽管怀抱此种跨文化的认知与道义自觉，两人最终仍被裹挟进民族国家的利益逻辑之中：两年后，小斯当东在议会中投票支持了鸦片战争；而胜海舟则在甲午战争后赋诗颂扬日本的胜利。

尽管“位置决定立场”的现实往往压倒个人的文化理解与道德判断，但他们在特定历史瞬间所展现的反思勇气与跨文化洞察，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林达夫和他的时代》[日] 渡边一民 著，伏怡琳 译， 王前 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24入手这本《林达夫和他的时代》，是2024年年底。

承蒙师长关照，托编辑先寄来一册，得以先睹为快。

彼时囫囵读完前半本，匆匆记下些许感受；后半本则延至2025年初方始读完，正好一并记录于此。

在此之前，林达夫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名字。

虽曾在王前老师的文章中读到鹤见俊辅对他的评价——“日本知识人里错得最少的那个”——但对笔者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仅凭一句评语，实在难以建构出对他的想象。

此外，也只在谷川彻三的情书中零星散见一些描述，依稀记得一句：“林君与三木（清）、小田（秀人），以及我这样的粗野之辈不同，天生带有京都城里人的优雅，说话总是细语轻声。

”这样一位“优雅”而“陌生”的人物，要真正进入他的世界，自然需要一些铺垫。

好巧不巧，此前刚读完子安宣邦的《何谓“现代的超克”》。

子安先生在书中将战前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思想转向进行了详尽梳理，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清晰的知识地图。

以此为基础再读《林达夫和他的时代》，许多细节便得以安放于具体的思想史脉络之中。

加之译者伏老师的译笔流畅，阅读体验甚好。

于是，那句来自谷川的评价，与这部扎实的传记，终于让林达夫这个人物在我眼前鲜活起来。

身处西洋与日本两种精神风土之间，林达夫的思考始终从现实出发，以近乎历史唯物论的眼光剖析社会结构，而非固守任何抽象教条。

他不依附于国家权力，亦不盲从于意识形态权威——这种独立与开放，使他在战争期及战后的集体狂热中，保持了异于多数同代人的清醒。

鹤见所谓“错得最少的那个”，其意涵在此得以呈现。

“错得少”并非指向某种先知式的正确，而是指涉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规约：在众人急于表态、站队、行动的年代，他选择“有所不为”。

这种不为，并非退隐或消极，而是以思考代替表态、以分析代替站队——在思想被征用的时代，以沉默守护知识生产的独立性，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的在场。

即便在当下，这种态度也颇具指导意义，他至少告诫我们：在喧嚣与盲从之外，一个人还可以如何站立。

‍作者简介韩可，本科为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转修日本史。

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拉丁美洲日本移民研究”，负责部分章节的撰写及相关论文翻译。

作为一名日本史学生，能力有限，水平一般；作为一名新人译者，资历尚浅，唯态度认真，字斟句酌，不敢懈怠。

春生丨编辑夏生丨审校东亚视角 全球视野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与“黑洞”点击下图关注“谓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