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
然而，一些带有噱头的名号在近些年掀起热潮：女神节、女王节、女生节、少女节……随着时代发展进步，也有一部分人不关注“劳动妇女”，只关注性别差异和对立。
借此，本文从性别社会学入手，帮助大家理解性别如何在社会情境中完成；而前述的模糊观念又想把我们完成为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正确认识与实践。
文短易读。
20世纪60、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生理性别（sex）是先赋性的，诉诸于解剖学、激素学、生理学；而社会性别（gender）则被认为是后致性的，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等方式建构。
然而，关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这种简单区分容易造成困惑，因为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生理性别很难被看作某种“给定”，社会性别也并不完全是“后天获得的”。
20世纪末，韦斯特和齐默尔曼超越了这种生理的或社会的“给定”或“获得”，而是把性别看成一种嵌入在日常互动中的“惯例性达成”(a routine accomplishment)。
从某一方面来讲，性别是在特定情境中呈现的，我们呈现性别，是在社会观念和社会制度下配合他人演戏而已。
当一位女性在会议室里中气十足、长时间地说话，可能被评价为“有侵略性”；相反，如果是男生这么做，可能被评价为“有领导力”。
这就是所谓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即某一情境中，人是否演好了自己的性别角色——是否演好的戏剧规则映射着社会制度。
所以，性别不是something we be，而是something we do。
这是一种“践行性别”（Doing Gender）。
用“女神节”“女王节”“少女节”来代替“劳动妇女节”，通过规则调适与观念更替，赋予女性扮演某一类特定女性角色的权力幻觉，比如高不可攀的女神、强势凌人的女王、娇嫩可人的少女……这本无可厚非，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粉色的名字几乎都来自于电商、广告和直播间口号，它们的意图是消费。
而高举“女性主义”的旗帜，抽象、孤立地宣扬“女性”，以对抗“男性”，本质上并不是“女性主义”，而是极端、片面、孤立的“性别平权主义”。
它立足于当今社会女性总体上确实弱于男性的现实，处处宣扬“女性”的权力与“男性”平等，将具体情境抽离了。
问题在于，性别本就是社会情境的体现，不同的社会情境下男性和女性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是具体的。
种种观念鼓吹着一种“践行性别”的模式，人们进入了这样的模式，殊不知，这样的模式是有意之人设计好的。
然而，模式是理性的形式产物，我们只能通过提升认识与实践的本领，来达到良善的践行。
“妇女节”的诞生与发展，不是粉红色的，甚至是黑色和血红色的。
那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快速扩张的时期，劳动妇女们挨饿、受冻、遭虐待，她们走上大街，“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她们脏着脸，她们留着血。
真正让3月8日这个日子被历史铭记的，是一场掀翻一个庞大帝国的风暴。
1917年，沙皇俄国陷入战争泥潭，前线横尸遍野，后方生产崩溃。
当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一群因为家里断粮，眼睁睁看着孩子挨饿的家庭妇女和纺织女工再也忍受不了，她们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她们走上街头，手里没有武器。
几万名愤怒的女性在寒风中游行，引发了全市工人的总罢工。
这群为了让孩子吃上一口饭的普通劳动妇女，用她们的愤怒直接点燃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导火索。
统治了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倒塌，新成立的临时政府随后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
192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正式提议，将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还原妇女节诞生的历史情境，我们看到了节日设立的初衷。
女性和男性一样，是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
她们在人的类本质上与他们并无不同，两者的人权同也等重要。
时过境迁，“劳动”发生了变化，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的呼吁是不会变的。
一方面，女性应得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障；另一方面，“玫瑰”在这里代表着一种“女性”心仪的社会情境，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我们容易忽视女性的需求与表达。
这是在父权制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男性欠女性的一支玫瑰。
说到底，妇女不是不可以成为女神、女王、少女，但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和自己——我们要恢复的是希腊神话中女神（godess）的姣好与温良，要赞扬的是盛唐气象下“母仪天下”的风范与光泽，是让每个女性都能时刻找回少女的心——Anyway，一种社会情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