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才书院宗尧祖舜读圣贤才秀人微行仁义原标题：Actor-network theory—the market test出处：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7(1_suppl), 181～19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4X.1999.tb03488.x文案：随机轮编辑部摘要：学界常批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行动者理论，认为该理论要么赋予行动者无限权力，要么完全剥夺其行动空间。
本文旨在论证：行动者理论的缺席，与在行动描述中对非人类要素的强调，恰恰是ANT需要保留的核心优势。
这种理论特质使其能够有效阐释经济市场的存在机制与运作原理。
任何特定的市场都是解离（disentanglement）、框定（framing）、内部化（intemalization）与外部化（externalization）等实践操作的产物。
ANT不仅能解释这些操作过程，还能阐明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如何生成。
“经济人”既非纯粹虚构，亦非对真实个体的简化描摹——它确实存在，但其本质上是一个由经济科学在其中积极参与的过程的结果。
由此可证，ANT已成功经受住最严苛的考验：市场的检验。
在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展开积极而建设性的批判之前，我将首先强调该理论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就是一些无论我们对ANT之后的发展方向展开何种讨论，都应当重视的成果。
人们最常提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缺陷之一，在于其对“行动者（actor）”的分析尚显不足。
我将在下文中对此点进行更详尽的探讨。
然而，在提出完善这一分析的方法之前，我希望先简要回顾一些在我看来应当予以保留的优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ANT 并非基于某种稳定的行动者理论；相反，它预设了行动者具有彻底的不确定性。
例如，行动者的规模、其心理构成以及行动背后的动机——所有这些都不是预先确定的。
在这方面，ANT是一种和更加“正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思潮的决裂。
众所周知，这一假设（布朗和李将其等同于政治上的极端自由主义）向“非人类”敞开了社会科学的大门。
它还将社会科学从“个人主义/整体主义”这一毫无裨益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引入“代言人（spokesperson）”这一概念，使语言成为一种分布效应（effect of distribution），而非某种固有属性。
我的朋友约翰·劳（John Law）曾对这个分布的概念做出了讨论，并揭示了其丰富的内涵（Law, 1994; 1998 a, b）。
行动者的不确定性自然引发诸多困难。
ANT具有如此之强的包容力，以至于最终呈现出一个匿名、界定模糊且难以辨识的行动者。
既然万物皆可为行动，ANT中的行动者便可能交替而无差别地表现为一种征召并支配他者的权力，或相反，成为一个毫无主动性、任由他人征召的代理者。
正是这一特征引发了最多的负面效应，并屡屡招致相对主义的指责。
另一种表述该批评的方式是：ANT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几乎算不上一种理论——这也解释了为何它无法解释任何事物！
我将要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说的是，ANT如何解释行动者的能动性（competencies），并且不否认其基本假设，尤其是不质疑这两点：不对行动者进行预先界定（priori definition）以与非人类在行动中发挥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点，也是为了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进行一次检验——我将对经济市场展开分析。
市场是一种混合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并调控其关系的制度。
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除其他方面外，还包括商品的流通以及资源在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分配。
如果 ANT 对市场避而不谈，那将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该理论初衷就是为了描述和分析那些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参与的“纠葛（imbroglios）”。
然而，市场对 ANT 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因为它在流通物（被归类为非人类的、惰性的、被动的货物）与人类主体（主动的、能够做出复杂决策的生产者、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引入了一种严格的分离。
此外，在市场中——无论我们是指现实市场还是经济理论中的市场——参与者的特征都表现为非常具体且要求极高的胜任能力：他们精于计算，了解并追求自身利益，并能做出知情决策。
简而言之，市场似乎动摇了 ANT 的基本假设。
ANT 的开发是为了分析那些“人类与非人类难以分割”以及“行动者的形式与能力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情境。
而市场恰恰相反：一切都被划定了界限，角色也被完美地定义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ANT是否对我们理解市场有用？
如果有，需要对其进行哪些方面的修正？
作为网络的市场什么是市场？
这个问题存在着众多答案，但格斯内里（Guesnerie, 1996）的定义似乎最与我们的论点相契合。
根据他的观点，市场是一种协调机制，其中：(a) 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并为此进行可被视为优化和/或最大化操作的经济计算；(b) 行为主体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这让这些行为主体之间发生交易 (c) 交易，通过确定价格来化解冲突。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市场对了买方和卖方，而化解这一矛盾的价格既是经济主体进行经济计算的输入要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该计算过程的结果。
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突出了关键所在，即： 决策制定的去中心化 将行动者定义为进行计算（calculating）的行动者 通过交易得以解决的利益冲突，这些交易以用价格衡量的等价关系为基础需要牢记的是，这些行为主体如同陌生人一般进入并离开交易；一旦交易完成，双方即告两讫，他们仅仅在交易的一瞬间中摆脱匿名状态，随即又迅速隐没其中。
正如这一定义显示的，作为协调机制的市场意味着具有基本计算能力的计算主体的存在。
这一点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3）对“信任”概念的讨论中得到了印证。
计算性是我所认为的经济学方法及其向相关社会科学领域逐步扩展所共有的基本特征。
让我们接受这一假设，并提出以下问题：在何种条件下，这种“进行计算的”才成为可能？
在何种条件下，计算的（calculative）的行动者才会出现？
为了制定并执行计算的契约——也就是说，深入探讨商品及其价格的具体内容——行动者需要掌握关于世界可能状态的信息。
具体而言，计算的行动者若要做出决策，至少必须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列出世界可能存在的各种状态； 对这些世界状态进行排序（从而为行动者的偏好赋予内容和对象） 识别并描述那些能够促成世界各种可能状态生成的行动因此，如果要成果实现市场协调的过程，不仅需要计算的行动者的参与，还需要行动者拥有关于世界上所有可能发生的状态、可采取行动的性质，以及若采取不同行动后可能产生的后果……等要素的充分信息。
当世界状态、可采取行动的性质以及这些行动预期后果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市场协调就会遭遇困难。
当这些不确定性演变为纯粹而简单的无知时，这些问题就处于其最严重的程度。
然而，此类情形实属常态而非例外，由科技科学（technoscience）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尤其凸显了这一点。
因此，核心问题如下：在缺乏关于未来的、稳定的信息的情况下，行动者如何能够进行计算？
（Eymard-Duvernay，1996）为维持协调的可能性，经济学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他们向我们保证，这些方案已在或理应被应用于具体的市场情境中。
其中最“正统”的方案是或有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s）。
或有合约是一种可修订的合约，其重新谈判已被预先纳入安排，从而考虑了事先明确规定的事件的发生。
不确定性越大，采用这种方法就越困难。
它意味着行动者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在重新谈判合约上，也就是说，随着信息的不断生成，他们持续地互动与交换信息。
在此情形下，市场协调本身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涉及众多不同行动者的不间断社会互动。
无论这些行动者多么希望彼此疏离，他们都已无法再成为陌生人；他们已然纠缠在一起。
我稍后将回到这一概念。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聚焦点（focal point）。
在这里，它假设行为主体拥有共同知识，从而确保它们协调一致。
这些知识的本质在于其高度不确定性。
它可能涉及共享的文化、规则、程序、惯例或约定，以保障行为的可调整性与可预测性。
社会经济学已对这些中介性现实进行了详尽研究，用以解释市场行动的协调机制。
然而，不难发现，上述各类解决方案均面临相同的局限：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共同文化、共享规则还是约定，都会遭遇同样的障碍——规则、约定或文化装置并不能完全支配行为，因此，它们必然包含不可化约的解释上的灰色地带（margins of interpretation）。
同样，唯有通过互动、协商或讨论，方能消除这些“灰色地带”。
针对协调问题的第三种（且是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是假定，在契约和规则之下，存在着一种“原始”现实，若无此现实，协调便无从谈起。
以下概念，无论是“社会网络”（Swedberg, 1994）这一概念，还是更广义上由波兰尼（Polanyi, 1957）首创、后经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两篇简短却具有开创性的文章（Granovetter, 1973; 1985）中加以完善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都是以解释这一“终极基础”（ultimate basis）为目的。
如果说行动者能够对决策进行理性计算，那是因为他们交织在关系与连接的网络之中；他们无须向世界敞开，因为他们自身就包含了这个世界。
行动者就是“行动者-世界”（Callon, 1986）。
回顾这两篇文章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引发了许多误解，致使我们无法看清格兰诺维特解决方案的独创性及其真正的局限。
他的解决方案在于他对“网络”这一概念的定义。
格兰诺维特首先摒弃了“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之间的经典对立。
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撇开常被强调的差异不谈，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是具备完全稳定能力的个体行动者。
“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与“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ation）的命题有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存在着一种封闭于自身的个人——借用埃利亚斯（Elias）的术语，即“封闭人”（homo clausus）。
这一假设使得在根本性不确定的情境下解决协调问题成为不可能。
对格兰诺维特而言，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由网络提供；但这并非一种连接既定实体的网络，而是一种能够配置本体（configures ontologies）的网络。
行动者、他们的维度、他们的本质及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卷入的关系的形态。
例如，像网络长度这样简单的变量，或是行动者与不同网络之间的连接数量，都决定了该行动者是谁、想要什么以及能做什么。
因此，格兰诺维特的著作中呈现出了一种“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雏形。
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行动者与网络之间视角的可逆性，以及身份（例如利益、计划、期望和偏好）的“可变形态”（variable geometry）。
这一方法的结果是恰恰是彻底而根本性的。
我们需要解释的，恰恰是通常市场描述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即那些签署契约的、计算的行动者的存在。
格兰诺维特引入的这种决裂（尽管他并未将其贯彻到底）就在于这种逆转。
需要我们解释的，不是“尽管市场存在甚至为了对抗市场，人际互动必须发展起来以产生共享信息”这一事实，而是，这种稀有、人为且迟来的现象何以可能：即由通常是彼此陌生、正忙于契约谈判的个体及精于计算的人类所构成的这种状态。
显而易见（常态）的是流动、流通和连接；稀缺（例外）的则是“框定”（framing）。
我们不应像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那样，通过添加关联（如相机契约、信任、规则、文化）来解释协调的可能性及计算的现实性；相反，我们需要从这些关联的“泛滥”（proliferation）出发，去追问对这些关联的“括除”（bracketing）——我在下文中称之为“框架化”——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使得计算以及基于计算的协调成为可能。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为了解释计算的行动者的出现，以及行动者与商品之间的巨大分野，我们必须装备并充实格兰诺维特那种“过度社会化”的网络。
这将引我回到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一些成就上来。
框定和解离在本节中，我将阐明：若要进行并完成计算，参与这些计算的行动者与商品必须经过“解离”（disentangled）与“框定”（framed）。
简言之，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划定一条清晰而精确的界限：一方面是行动者将纳入考量并服务于其计算的那些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将被计算本身所忽略的纷繁复杂的关系。
经济理论已通过对“外部性”这一概念的引入，非常具体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从而引出了更为一般的“解离”（disentanglement）问题。
经济学家发明了“外部性”这一概念，用以指代行动者在参与市场交易时，没有在它们进行计算活动时被考虑的关联、关系及影响。
例如，一家化工厂若将其有毒产品排入河流，便会产生负外部性：渔民、游泳者及其他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受损，（工厂）为维持其活动不得不进行额外投资，却无法获得任何补偿。
该工厂在决策时，并未将对渔民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纳入考量。
外部性并非必然为负，也可能具有正面效应。
例如，一家制药公司想要开发一种新分子，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申请专利；然而，此举同时披露了相关信息，使其竞争对手可以无偿获取并用于指导自身的研发活动。
这些例子有助于解释外部性的以下定义：A、B和C是参与市场交易，或更一般地参，参与“契约协商”的行动者。
在交易或合同谈判期间，这些代理人表达他们的偏好或利益，并进而评估不同的可能决策。
这些被制定的决策对一系列并没有被纳入这场交易并追求它们自身的利益的行动者X，Y和Z（与A、B、C相区分）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性。
外部性这一概念在经济理论中至关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强调市场的诸可能缺点中的一个，与其诸有效性的限制中的一个。
但它对于理解“构建市场”（constructing a market）这一表述的含义也也是高度适用的。
这正是框定（framing）和溢出（overflowing）这两个联合的概念适用的地方。
格兰诺维特——在这一点上他与ANT一致——提醒我们，任何实体都被卷入关系网络中，卷入在流通（circulate）、连接（connect）、链接（link）和重构标识（reconstitute identity）的中介流（a flow of intermediaries）中（Callon, 1991）。
外部性概念从反面展示了为了使关系在网络中可计算而必须完成的所有任务与必须进行的所有投资。
这包括框定行动者及其关系。
框定是一种用于定义相互明确区分并独立化（dissociated）的行动者的操作。
它让让我们可以定义物体、货品和商品，这些东西是完全可识别的，不仅可以与其他活泼分离，还可以与所涉及的行动者分离，例如在其构想、生产、流通或使用中。
正因这种框定的存在，市场才得以存在，也就是说，不同的行动者和不同的商品可以被投入使用，因为所有这些实体都是独立的、无关的和互不依附的。
经济学家在研究外部性时所说的，正是这种清理、断开连接、简而言之即框定的工作。
而这种工作是没有终点的，在现实中不可能将其进行到底。
总是存在着违抗框定的关系。
对于这些依然处于框架之外的关系，经济学家将“外部性”这个术语留给了它。
后者指的是那些行动者并未考虑在内、却能使其结束计算的一切事物。
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当行动者根据著名的科斯定理的预测，在识别出它们之后并决定去重新框定它们——换句话说，将外部性内部化（internalize）时——其他的外部性又会出现。
我建议使用术语“溢出”（overflowing）来表示这种完全框定的不可能性。
任何框定物（frame，为了表面其于“框定”的关系因此不用“框架”）都必然受到溢出的影响。
制药公司正是通过公共专利框定其产权，才产生了外部性并创造了溢出。
化工厂正是通过净化其销售的产品，才产生了脱离其控制的副产品。
消除所有溢出的不可能性在现实中有一个深刻的原因，而我在本文中仅点出一点（Callon, 1998）。
为了确保契约不被破坏，为了划定在该契约框架内可以采取的行动，有关代理人必须动员一整套要素；用Leigh Star的话来说，这些是边界对象（boundary-objects, Star & Griesemer, 1989）。
这些对象使行动的框定和稳定成为可能，也提供了通往其他世界的缺口，从而构成可能发生溢出的泄漏点。
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即关于汽车的市场交易。
这种交易是可行的，因此其执行了严格的框定。
这种框定将市场交易归约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买方、生产者-卖方和汽车。
买方和卖方被毫无歧义地识别，所以产权交易就可以实现。
至于汽车，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与其他对象或人类行动者的联系，它才能改变所有权。
然而，即使在这个极其简单的案例中，也并非所有的联系都能被切断。
有些东西从卖方传递给了买方：汽车，它传达了生产者的专有技术和技术。
世界上所有的产权都无法阻止这种溢出，除非消除交易本身。
如果买方是一家公司，逆向工程就成为可能。
这是一个普遍的论点，可以表述如下：仅仅是框定交易这一事实就会导致溢出，因为它动员或涉及了具有不可化约自主性的物体或存在。
完全的框定是具有内在矛盾的。
框定/溢出这一对概念意味着一种向经济人类学的转移，更具体地说是向Thomas的“纠缠的客体”（entangled objects）和Appadurai（1986）的“物的社会生命”（careers of objects）移动。
我在此简单回顾一下Thomas的论点，并注意到这对Appadurai论点的扩展和强化：人不是生来就是商品，而是变成了商品。
也是Thomas在他关于市场交易和礼物之间的区别的讨论中，对这种重构做出了最佳解释。
他的论证相当复杂，甚至有时晦涩难懂。
然而，我认为下面的引文总结了这一点（Thomas, 1991）：这里的商品被理解为被置于拥有交换价值且可以被让渡的背景下的对象、人或人的要素。
事物的让渡（alienation）是它与生产者、前使用者或先前背景的分离（dissociation）（p.39）。
显然，这段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要构建市场交易，也就是说要把某物转化为商品，就有必要切断这个物体与其他物体或人类之间的联系。
它必须被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分离（dissociated）和拆分（detached）。
为了让汽车从生产者-卖方转移到客户-买方，它必须被解离。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计算才能闭环；一旦交易达成了，买方和卖方才得以两清（quits）。
如果事物仍然被纠缠，接收它的人永远无法两清，也无法逃脱关系网。
框定永远不会结束。
债务无法结清。
这种纠缠（entanglement）的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
它使我们能够思考和描述商品化的过程，就像框定或解离的过程一样，它必然包含投资与具体行动，以切断具体联系和内部化其他东西。
其优点在于，这种分析是可以被普遍应用的，并可以让人摆脱危险的本质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货币的人类学研究是最具启发性的。
货币似乎是商品的缩影；它是纯粹的等价、纯粹的解离、纯粹的流通。
然而，正如Viviana Zelizer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的那样，行动者能够不间断地创造具体化/表达联系的私用货币（Zelizer, 1994）。
祖母给孙女银币，或超市给顾客忠诚度代金券（fidelity vouchers，零售商为回馈常客发放的代金券），都属于这种情况。
纠缠或解离是两个相反的运动，解释了我们如何远离或接近市场体制。
这两种运动可以适用于任何实体。
没有这种框定就不可能进行计算，这种框定使得提供一个包括实体、世界状态、可能行动和这些行动的预期结果的清晰清单成为可能。
框定与计算主体的构建分析那些使得计算得以发生的框定工作的现存研究并不多。
据我所知，最好的研究是Marie-France Garcia关于法国索洛涅地区（Sologne）食用草莓市场转型的研究（Garcia, 1986）。
这一转变发生在1980年代初，而它导致了一个市场的建立，其特征对应于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描述的那些特征： 存在完美合格的产品 存在清晰构成的供给和需求 允许建立均衡价格的交易组织Garcia分析了足以让市场被构造的、所有构造框架所必需的投资。
首先需要进行物料投资。
在生产者和参与人际关系的中介之间的非协调交易被以此为目的而建造的仓库中进行的互动所取代。
生产者每天将产品包装在篮子里带到那里，并在仓库中分批展示。
每一批次都有相应的数据表，而这些数据表被交给拍卖商（auctioneer）。
拍卖商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并编制目录分发给买家。
然后，生产者和托运人进入拍卖室，该房间的设计使得买家和卖家无法看到彼此，但都能清楚地看到拍卖商和显示价格的电子板。
草莓在展厅和目录中的展显，使所有相关方都能准确掌握供给物的质量与数量信息。
此外，不同批次并排展示的事实突出了生产者之间质量和数量的差异。
后者可以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比较，而在以前这些收集工作在本地进行时，者是不可能的。
正如Garcia指出的：“那些卷入与中间商和托运人个人关系的种植者进入了非人格化的关系（impersonal relationships）”（Garcia-Parpet, 1996）。
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与装置，通过将关系网络排除在外，从而促成了交易的框定；借此，它们构建出了一个场域，在其中，每个实体都与其他实体相互隔离。
这一场域创造了一个具有可计算性的空间：降价拍卖技术、电子公告板上的交易显示、数据单据上草莓批次的相对品质认定，以及关于全国市场的知识，这一切都使得交易变得可计算。
这一案例清晰地揭示了：关键不在于行动者的内在能力/能动性，而在于那些赋予其行为形态的装置（equipment）与设施（devices）。
引入此类工具的重要性正开始被充分记述。
这无疑是对科学的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例如，彼得·米勒（Peter Miller）的工作强调了会计工具在构建计算的行动者中的作用（Miller, 1998）。
而Garcia的研究揭示了物质的（仓库、并排展示的批次）、计量的（单位：米）和程序的（降价拍卖）装置如何赋予这些工具力量和效果。
此外，Garcia的研究有助于具体说明计算工具、物料投资和经济理论在这个框定和构建可计算空间过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
在草莓市场的建设中，地区农业商会的一位年轻顾问发挥了核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在大学接受的经济学培训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知识的启发。
这个由他通过结盟和技能设法启动的项目，可以被一句话总结：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的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构建一个真实市场。
正如Garcia所说，索洛涅草莓生产者的经济实践与有关他们的经济理论的对应并非巧合。
这一经济理论为创造市场的每一要素提供了参考框架（仅占供应一小部分的批次在市场上的展示；根据独立于生产者身份的标准对草莓进行分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使得市场完全透明；最后，批发商和生产者都有自由，不被强迫买卖）。
这个案例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它使我们可以追溯一个有组织市场的诞生。
最重要的是，它是市场组织最纯粹、最完美的例子。
从中得出的结论极其简单却至关重要：是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确实存在，但不是一个非历史的现实。
它也并非描述了人类的隐秘本质。
它是配置过程的结果，草莓市场的历史展示了这种框定是由什么构成的。
当然，它动员了物料、计量了投资，但我们不应忘记经济学在述行（performing）经济中的重要贡献（Callon, 1998）。
对这一贡献的研究构成了未来的一个巨大项目。
ANT，或更广泛的对科学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结论那么，ANT对理解经济市场有什么贡献呢？
总的来说，我认为评估是积极和令人振奋的。
ANT使人能够比传统的社会经济学或像格兰诺维特等人提出的网络分析走得更远。
市场不是嵌入（embedded）在网络中的。
换句话说，理解它们的运作不是一个“添加”社会的、人际的或非正式的关系的问题。
具体的市场是解离、框定、内部化和外部化操作的结果。
要理解市场，首先必须同意认真对待它的行为；也就是说，构建计算型的行动者，他们在交易缔结后认为自己已经两清。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被框定和内部化，除了市场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系。
我已经提出，完全的解离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存在着溢出与尚未被内部化的关系的时候，框定才能发挥作用，并且能够存续。
但是，将这些链接和关系视为自愿且主动地从市场关系框架中被排除的（rejected），并且有着局部地、暂时地净化市场关系的目的，这是一回事；说市场之所以可能和运作仅是因为这些关系存在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市场交换的基质，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框定和外部化的隐喻（只考虑那些使计算得以完成的关系）与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的隐喻（考虑非正式关系以解释计算的可能性）是不同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被强调的是市场关系和市场的配置，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强调是所有无法被市场所防止的溢出。
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相信经济人——尽管是一个可变的、被配置的、被框定的经济人等——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谴责他是一个抽象的发明。
ANT允许实体相互定义和构建，非常适合观察经济人的构建。
通过关注技术装置和科学技能在操演集体（collective）中的作用，ANT强调了物质装置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在述行经济中的重要性。
最后是关于行动者的一点评论。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ANT经常因为其仅呈现那些被权力的要求所指引的行动者且仅专注于扩散性的网络与其影响而遭到批评。
我们可能犯了错，虽然这不过是小错。
市场研究——以及由此延伸的礼物研究——以及对其他体制（如政治代表制）的研究表明的，正是行动和行动者的可能配置的多样性（Hennion, 1993）。
在纯粹科学动员的网络中，行动者类似于那个可怕的白人男性，迷恋权力并将世界围绕自己排列。
在市场网络中，他是精于计算、自私且非人格化的。
好消息是，在礼物的网络中，他/她被纠缠在他/她不想要且无法从中解离的链接和关系中。
突然间，他是慷慨和利他的。
在政治代表制中，他/她使话语不断增殖并使世界变得更加喧嚣，这未必令人不快。
这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典型的行动者。
行动者的身份和行动恰恰取决于这些配置，只有我们同意将所有延伸人类行动的非人类存在给予人类时，才能理解其中的每一个配置。
正是因为人类行动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在具有多种配置的网络中展开、被委托和被格式化的，行动和行动者的多样性才成为可能。
在本文开始时，我不仅准备回顾行动者网络理论，而且可能改变模型并提出一个新系列。
在结束时，我更加乐观。
简而言之，它通过了一项最苛刻的检验：市场的检验。
如果它通过了，那是因为ANT不是一种理论。
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力量与适用性。
此外，我们从未声称要创造一种理论。
在ANT中，T是多余的（de trop）。
这是一个来自我们的同事的礼物。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神圣化，特别是当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为时。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拉丁语：我提防希腊人，哪怕他们带着礼物）：我担心我们的同事以及他们对理论的迷恋。
引用来源公众号 | Le Moulin Aleatorie..治理理论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命题及其阐释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及其阐释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第三方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公共管理学的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共同富裕的正义追寻及其公共守护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大数据驱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向度群体性事件：一个概念的多向度阐释城市生命线管理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范式地方治理迭演博弈、策略行动与村庄公共决策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乡镇权威、奥尔森困境与地方治理秩序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与宗教传输镜像乡风礼俗、信任关联与社会治理顾客导向、政策网络与公共服务基层治理成熟度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制度赋权、技术赋能与社区能动治理数字治理智慧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发展图景理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三重界面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大数据驱动应急治理的表征与图景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大都市治理研究数字焦虑的实践症候及其可能纾解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限度及其优化智能治理智能政务ChatGPT化的前景与隐忧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监管的实践转向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未来迈向工业4.0时代的教育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算法治理的公共议程与行动框架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数据赋能及其秩序生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球意蕴与意义呈现大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的未来图景政策时滞、制度博弈与信任赤字互联网治理的公共议程与行动框架罗尔斯原则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新技术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力嬗变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