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方原书视角：
作者惊讶地发现，面对如此强大的武力，被撤职审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总督邓廷桢似乎“并没有感到惊慌”。他们还在忙着招募士兵，加固炮台，并发布了被英国人视为“野蛮”的悬赏令——对英国军官和士兵的人头、以及烧毁战舰明码标价。
大清辅助史料视角：
林则徐并非不惊慌，而是他深信“民心可用”。他发布的悬赏令，在清朝官方语境下是发动乡勇以“以夷制夷”的传统手段。在他看来，这是动员全民抗击“海盗逆夷”的正义之举，而非英国人眼中的恐怖主义行径。

英国人集结重兵，目的不是为了在广州死磕，而是为了“打蛇打七寸”——北上天津，直接威胁京师，逼迫道光皇帝低头。

于是，主力舰队浩浩荡荡地北上了。这一路上的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双方在文明规则上的巨大鸿沟。

厦门冲突：不仅是语言不通

舰队路过厦门时，派出一艘挂着白旗（西方外交中象征休战谈判）的小船去送信。结果，岸上的清军守将直接开炮，击中了小船。英舰“布朗底号”随即猛烈开火报复，轰散了清军。

盒子君附图：布朗底号 HMS Blonde

这次冲突极具象征意义。在清军眼里，根本没有“外交白旗”这种概念，驶来的就是入侵者的探子船，开炮是天经地义的防御。

而在英军眼里，这是对国际公法最野蛮的践踏。双方连最基本的沟通规则都不存在，见面只能是炮火说话。

舟山梦魇与“绑架战”

英军轻易占领了舟山定海，但随后陷入了噩梦。低洼潮湿的环境、劣质的米酒和酷热的天气引发了严重的瘟疫，夺走的英军生命远超战斗减员。更让英国人头疼的是当地人的敌意。

英方原书视角：
作者抱怨中国人“忘恩负义”，不卖给他们食物，还进行“坚持不懈的野蛮绑架”。只要英军士兵落单，就会被偷偷抓走，比如著名的安斯特拉瑟上尉被塞进麻袋运往宁波的事件。
大清辅助史料视角：
在舟山百姓和清朝官员眼中，这哪里是“绑架”，这是正义的“乡勇拿捕夷匪”。朝廷对此大力鼓励，抓获入侵者有赏。至于战俘待遇，清朝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受国际法保护的战俘，而是作乱的盗匪，因此许多底层士兵在狱中遭受了残酷对待。

“魔鬼船”的震撼

在北上过程中，中国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蒸汽轮船的威力。在沿海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这些无需风帆、两舷有轮、逆流疾驶的战舰被称为“火轮船”或“魔鬼船”。这种巨大的技术代差，在清军心理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琦善的“大忽悠”

舰队抵达天津白河口，京师震动。道光皇帝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去交涉。琦善在海边亲眼目睹了英军巨舰的威力，深知武力不可敌。但也意识到，英国的巨大木舰无法抵近攻进大沽口的炮台。

于是，他施展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了英国全权代表义律相信：北京太冷不便谈判，只要回广州，一切要求都好商量。

英国舰队真的撤回了南方。琦善暂时解了京师之围，却给自己挖了一个无法填补的巨坑——他承诺的东西，道光皇帝压根就没打算给。

澳门关闸之战：后方的较量

就在主力北上期间，南方的后方基地也不太平。1840年8月，清军在连接澳门与大陆的“关闸”附近集结兵力，修筑工事，意图对澳门的英国人施压。留守的英军史密斯船长决定先发制人，他率军主动出击，以极小的代价击溃了关闸的清军守备部队，烧毁了兵营。

这在英方看来的“果断自卫”，在清方看来则是“借居澳门，反噬主人”的强盗行径，进一步加深了仇恨。

盒子君附图：澳门之战示意图

时间回到1840年底，“复仇女神号”已经抵达，主力舰队也已从北方返回珠江口。局势走向了最终的死局。

琦善的绝境：
琦善作为新任钦差大臣抵达广州，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对上，道光皇帝严令他“痛加剿洗”，不许退让；对下，英国人要通商、要赔款、要割地，不给就开炮。琦善无力兑现天津的承诺，只能继续拖延，并偷偷备战。
英国的最后通牒：
义律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谈判破裂，温和派的海军少将乔治·义律因病回国，指挥权交给了鹰派的伯麦准将。随着又一艘挂白旗的英船“女王号”在穿鼻海面被清军炮击，英国人的耐心彻底耗尽。义律频繁乘坐“复仇女神号”在舰队间穿梭，最后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