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达银小红”关注我哦最近TVB新剧《正义女神》火了,但最让人睡不着觉的不是佘诗曼的演技,而是里面那个14岁的少年犯高成彬。
他杀了人,在法庭上哭得像个受害者,被判无罪后,却对着死者的妈妈冷笑承认。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他转身又精心策划,杀害了自己的补习老师。
更可怕的是,看完剧情你会发现,这场谋杀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从他幼儿园虐杀小兔子那一刻起,就写好的剧本。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恶魔少年”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高成彬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一桩8岁男童胡宇泽的天台坠亡案。
监控显示,当时天台上只有他们两个。
死者母亲苏丽慈坚称亲眼看到高成彬推了自己的儿子。
然而在法庭上,年仅14岁的高成彬表现出了与年龄极不相符的冷静与算计。
他声称自己是想救人却没拉住,声泪俱下的表演极具欺骗性。
他的辩护律师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业内顶级的金牌律师高淑桦。
高淑桦为儿子打造了一条“完美”的辩护链。
她指出苏丽慈作为监护人有失职之处,并质疑警方取证流程。
更关键的是,一份由民众提供的、可能拍到现场的无人机录像证据,负责的汤警官声称看过但认为无关紧要,之后便找不到了。
高淑桦抓住这一点,指控与她不和的唐警官故意销毁证据,构陷她的儿子。
最终,陪审团采信了这是一场意外的说法,高成彬被当庭无罪释放。
这场胜利,成了高成彬人格彻底扭曲的催化剂。
他从中尝到的不是侥幸,而是“掌控一切”的快感。
法律、证据、他人的生命,在他眼中都成了可以玩弄于股掌的玩具。
于是,在法院门口,当痛失爱子、苦苦寻求真相的苏丽慈拦住他时,他卸下了所有伪装。
他凑到这位崩溃的母亲耳边,用平静到残忍的语气说:“我就是故意的。
”这句话成了压垮苏丽慈的最后一根稻草。
情绪彻底失控的苏丽慈持刀挟持了高成彬,最终被现场警员击毙。
而高成彬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苏丽慈,嘴角竟然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邪魅的笑意。
胡宇泽案虽然了结,但高淑桦深知儿子的危险性。
她将高成彬关进自家的封闭式豪宅,并为他聘请了一位专属的补习老师林老师,意图进行全天候的学业监督与行为管控。
然而,这位尽职尽责的老师,在高成彬眼里却成了必须清除的“头号威胁”。
这种杀意,来源于三个层层递进的现实原因。
第一个层面,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死斗。
高成彬是一个极度渴望并习惯于掌控一切的人,从策划犯罪到法庭表演,他享受这种主导感。
而林老师的出现,代表着母亲意志的延伸,是来自外部的、持续的监督。
她需要定期向高淑桦汇报高成彬的一举一动,包括学习状态和情绪变化。
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让高成彬感到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自由受到了挑战。
林老师每一次善意的关心和督促,在他扭曲的认知里,都变成了对他权威的冒犯和束缚,怨恨日积月累。
第二个层面,是秘密被窥探的致命恐惧。
高成彬擅长伪装,但并非天衣无缝。
在一次辅导中,林老师偶然看到了高成彬手机里不愿示人的内容:里面存有大量血腥暴力的视频、图片,以及关于“如何清理杀人痕迹”、“如何让尸体消失”的网络搜索记录。
林老师察觉到了异常,她选择了私下提醒高成彬,并委婉地向高淑桦表达了担忧。
然而,这一举动在高成彬看来,不啻于一种背叛和宣战。
他认为林老师已经抓住了他的把柄,掌握了能将他彻底毁灭的证据。
对于一个依靠伪装和秘密生存的人来说,这种“被看穿”的恐惧,远比直接的威胁更可怕。
林老师从此成了一颗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
第三个层面,是旧案细节泄露的终极风险。
在看似平常的日常交流中,高成彬可能在不经意间,向林老师透露了一些只有胡宇泽案真凶才知道的具体细节,比如男孩坠楼前的眼神,或是推人时的力道感受。
尽管他已因年龄问题脱罪,但这些细节一旦被有心人串联并曝光,很可能引发舆论海啸和司法复查,甚至可能被移送至少年管教所。
对他而言,林老师不仅知道了他的现在,还可能触及他“完美犯罪”的过去。
为了保住自己用谎言和演技构筑起来的一切,消除这个“知情人”成了他逻辑里的必然选择。
杀意既定,高成彬展现出了远超14岁少年的冷酷与周密。
他先是伪装出幡然悔悟、乖巧听话的样子,主动向母亲道歉,表示会好好学习,成功麻痹了高淑桦和林老师的警惕。
接着,他以学习压力大、需要放松为由,多次邀请林老师前往他家位于郊外、偏僻且无手机信号的私人别墅。
他提前清理了电子设备中的所有犯罪痕迹,准备了含有林老师过敏物质的食物(以防反抗时被抓伤),并携带了清理工具和凶器。
在别墅中,高成彬耐心等待时机,趁林老师放松戒备时突然发难。
他用刀刺向林老师,过程果断,没有犹豫。
事后,他冷静地处理了现场,将遗体藏匿于预先找好的废弃地窖中。
独自返回市区后,他面对母亲的询问,面不改色地撒谎说“林老师家里有急事提前走了”。
他的镇定自若,甚至让身为律师、见多识广的高淑桦都没有产生丝毫怀疑。
林老师失踪后,警方介入调查,线索很快指向高成彬。
高淑桦再次动用人脉和资源,试图干扰调查进程,将疑点引向警方办案不力或外界炒作。
然而,这一次,她遇到了决心揭开真相的法官言惠知。
言惠知因亲眼目睹苏丽慈被击毙和高成彬那抹冷笑而深受震撼,她主动申请降职至少年法庭,决心从源头审视这些问题少年。
她没有受高淑桦的干扰,坚持独立调查,亲自带队搜寻,最终在别墅后山找到了林老师的遗体,并发现了高成彬遗留的指纹、DNA以及记录作案过程的隐藏相机。
铁证面前,高成彬平静地供认了所有罪行,坦白动机就是“消除威胁,保住秘密”。
而一直为他兜底、辩护的母亲高淑桦,在看到这些无法辩驳的证据后,彻底崩溃。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用法律知识和社会资源为儿子搭建的“保护伞”,实际上是一间纵容他堕入无尽黑暗的温室。
她以为是在爱孩子,却成了他犯罪路上最得力的帮凶。
高成彬的案例并非孤立的戏剧创作,它尖锐地映照出现实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复杂成因。
司法实践中,对因年龄未达刑事责任标准而无法处罚的未成年人,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矫治,一直存在困难。
家庭教育监管的缺失,被普遍认为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像高淑桦这样,采取要么溺爱纵容、要么粗暴控制的极端教育方式,或是父母角色缺失的“监而不管、养而不教”状态,都极易导致孩子价值观的扭曲。
同时,未成年人自身心智不成熟、社会认知与是非判断能力不足,也是导致行为失控的内在原因。
《正义女神》这部剧,正是将高成彬这样一个集家庭失职、法律漏洞、个体心理扭曲于一身的极端案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这部剧的核心冲突,就在于面对高成彬这样的“恶魔少年”,社会到底应该在惩戒与救赎之间如何权衡。
言惠知的选择是放弃高等法院的大好前程,降职至少年法庭,她相信对于父母失职的孩子,“法庭来教”,试图从更早的阶段进行干预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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