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找蒸汽船加煤站资料的时候,盒子君找到一本1845年出版的复仇女神号远航中国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纪实书。
我们过往认为的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大清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基于这些,引发了盒子君的兴趣进行翻译和解读,每周末会发一个章节的英文原文(给有兴趣查看原始资料的人)、翻译版(人机协同翻译并配图和地图),以及轻量化的省流解读版(给长篇阅读困难的读者),欢迎大家关注。
该系列收入复仇女神号合集中,有兴趣可以翻阅。
第十三章:穿鼻之战——和平的破裂与大清的悲剧注:译文章节标题及章节标题为盒子君自拟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琦善的“拖字诀”与义律的默契钦差大臣琦善此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断:通过谈判,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起初,在“驾驭洋人、迫其顺从”这方面,他似乎并不输给前任林则徐。
林则徐此时仍以两广总督的身份留任广州,琦善与他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
不过,与林不同,琦善并不打算用激进的暴力手段来引爆危机,他声称自己更愿意依靠“真理与至高的理性”来达成目的。
琦善的这种谨慎,立刻体现在他对前线部队发布的指令中。
关于“白旗”的含义,他发出了明确指示:凡见挂有此旗的船只靠近,在查明来意之前,严禁轻率开炮。
此外,他还进一步下令:绝不允许率先向外船开火以挑起争端,更不得为了贪图军功而主动惹事。
同样,英方的义律上尉也和琦善一样焦虑,极力避免擦枪走火。
于是,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年底,核心困难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琦善在这一过程中展现了高超的手腕(或者说是狡黠),正如那句诗所讽刺的:“那狡猾的伎俩,在愚人身上,足以完美地伪装成智慧的光芒。
”尽管当时英军兵力已十分强大,但这似乎并未吓倒琦善,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胆子反而大了起来。
确实,谁也不能指望中国那道由傲慢与自负构筑的古老壁垒,会在一击之下轰然倒塌,无论这一击有多重;就连这场大戏的主角——义律本人,也迟迟不敢发起雷霆一击,因为他深知,这一击将会让整个庞大的帝国为之颤抖。
紫禁城的隐秘往事:逝去的皇后与改革梦(盒子君:此段纯属街边社道听途说,可跳过阅读;想直接进入战场的朋友,直接进入这个部分《谈判破裂:1841年的第一声炮响》)然而,这个伟大、傲慢且神秘的中国,终究注定要向势不可挡的“蛮夷”敞开大门。
在间接促成这一奇妙结果的重要人物中,或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皇后本人(前文已略有提及)。
当时,遥远的外部世界对她知之甚少,因此这里有必要多做一些说明。
她凭着才华与魅力登上了大清皇后的宝座,确实非等闲之辈。
尽管她早年经历鲜有记载,但在她获得那短暂的殊荣之前,其影响力早已秘密渗透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很难想象,在中国,女性地位从属、受教育程度有限,还要面对男性的傲慢与偏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是如何形成那种独特个性的?
在她推行改革时,她始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在她看来,恢复衰败的古制或许就是最好的改革。
她致力于铲除弊端、整顿吏治,并改进各地的行政细节。
她的影响力一度至高无上;据说,那些听不进道理的人,最终也会折服于她的个人魅力。
皇帝在她死后的公开悼词,印证了她的这一性格特征。
他称赞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仁慈,可爱动人”。
她笼络人心不靠权势,而靠温柔与宽容。
皇帝感叹道:“她的陪伴减轻了我治理国家的重担,她的魅力安抚了众心。
如今,只留我一人孤独悲伤。
”在选拔人才方面,皇后拥有掌权者最宝贵的天赋——识人。
她不仅能识别显露的才华,更能洞察那些深藏不露、却足以胜任公职的心理素质。
皇后的影响力在1835年至1836年左右达到顶峰。
正是在那个时期,朝廷内外爆发了一场关于鸦片的大辩论:是在新规下允许其合法化?
还是用武力彻底禁绝,并用恐惧迫使国民戒烟?
这显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无论内阁辩论结果如何,它都在整个帝国引发了公开讨论——在中国,竟然允许讨论!
变革的精神甚至开始渗透到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中,连可亲的皇后本人也受此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鼓励。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等人,包括琦善,都属于皇后的亲信圈子。
若无这层高层保护,许乃济恐怕根本不敢冒昧呈上那份著名的奏折,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许乃济的核心论点很务实:不是说鸦片好,而是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无法禁绝;此外,对外贸易对中国至关重要,既能产生税收,又能提供就业。
他指出,刑罚加重甚至死刑都已失效,鸦片泛滥反而增加了十倍。
他进而阐明:“秘密购买鸦片只能耗费白银;若允许公开交易,便可用土特产进行支付。
”他还聪明地补充道:“百姓爱财甚于怕法,利益驱使他们结成各种狡猾的同盟,致使法律完全失效。
”但他仍建议禁止官员、学者和士兵吸食,违者立即革职。
众所周知,皇后对这一建议颇为赞许,但皇帝将其转交给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两广总督邓廷桢去商议。
此人当时正靠纵容鸦片走私大发横财。
出人意料的是,邓廷桢及其同僚竟然明确支持该方案。
他们宣称“时局变了,规矩也得变”。
他们公开承认,缴纳正规关税比支付贿赂轻松得多;这样法律既能执行也能受人尊重,流出的白银也能留住。
他们甚至声称,这绝不会有损政府尊严,反而因为禁令解除,人们对这种奢侈品的渴望会降低。
这显然是皇后一方的又一次胜利;反对派对此感到恐惧,加倍努力试图扳倒她。
建议并未止步于此;有人甚至鼓励在帝国内部种植和加工罂粟,意图将一部分外国货挤出市场。
人们本以为,这股致力于改善贸易的力量,加上皇后的支持和皇帝表面上的中立,足以推动现有法律的修改。
舆论反转:古老预言与强硬派的胜利琦善本人虽然深谋远虑,又是皇后的红人且在国内极具影响力,但在当时这场激辩中,他似乎选择了明哲保身,保持中立。
然而,反对派对每一次变革都表现出刻骨的敌意,尤其是针对所有外国人。
当他们在经济理论上无法驳倒“自由贸易党”时,便重新点燃了那死灰复燃的、致命的排外情绪——仅仅因为对方不是中国人(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多么值得尊敬)。
他们搬出了康熙皇帝(现任皇帝的祖父)的一句遗训作为理论武器:“有理由担心,数百年后,中国必将因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各国碰撞而面临危险。
”确实,这个传说在中国流传甚广。
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预言:“中国将来会被一个女人征服。
”在后来的战争期间,这两个预言被人们记得如此牢固,以至于许多百姓开始产生一种印象:抵抗我们是徒劳的——因为我们恰恰来自遥远的西方,而且确实由一位女王统治。
反对方的两份重磅奏折已在坊间广为流传:一份出自礼部侍郎朱尊,另一份出自兵科给事中许球。
他们高举“帝国尊严”和“维护法纪”的大旗,呼吁实施严刑峻法。
他们的理由是:严惩不仅能防止白银外流,更能阻止国民体质衰弱。
他们公开宣称,英国人的阴谋就是削弱中国人民,毁掉中原文明;为此,他们引用了历代先皇的所有“英明圣训”来抵制外国影响。
各省(特别是沿海省份)也纷纷上奏,揭露连军队都已受到鸦片污染。
最近派去镇压叛乱的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因吸食鸦片而战力枯竭。
简言之,所有反对派的奏折都反复强调一个逻辑:只有加大惩罚力度才能禁烟;必须禁止鸦片,因为它让国民沦为洋人的猎物;而白银的外流,在让中国贫困的同时,却让外国暴富。
因此,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中,“仇恨鸦片”和“憎恶洋人”几乎成了同义词。
宫廷悲歌:皇子之死与皇后的陨落最终的转折点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皇帝的爱子因吸食鸦片,死在了皇宫之内。
丧子之痛,加上对毒品危害的切身确信,彻底压倒了皇帝的理智。
问题突然被置于了绝对的道德基础上。
皇帝假装(或真情流露)为国家的苦难哭泣,痛斥他“亲爱的孩子们”的堕落。
在他那慈父般的仁慈满溢之际,他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改过自新,就砍掉他们所有人的头。
因此,道德整顿逐渐取代了之前的贸易原则,成了讨论的主题。
到了这个地步,皇后的影响力已经彻底崩塌。
她忘记了,在结交盟友的同时,她也树立了许多强敌。
无论是美貌还是才华,如今都救不了她。
她从权力的顶峰迅速跌落。
她与皇帝共治大约五六年——这是一段短暂却非凡的统治。
失权后她心力交瘁,当对手彻底翻盘时,她那骄傲的精神在重压之下崩溃了。
孤独的君王:道光皇帝的画像没有什么比皇帝在《京报》上发表的悼词更令人感动的了。
他称她是“孝道”的完美典范,并授予她“孝德”的谥号(注:“孝”是中国伦理体系中最高的道德属性)。
皇后于1840年初去世,葬礼极尽哀荣。
全国奉命守丧一个月,公职人员百日不得剃头,以示哀悼。
她的死,留给晚年的道光皇帝无尽的麻烦与危险。
他身边再无信任之人,也没人能在困难中为他分忧。
她留下了两三个年幼的孩子;而皇帝与前妻所生的六个孩子中,绝大多数(据信超过一半)已经夭折。
道光皇帝生于1782年9月20日,当时已年过六十二岁。
他于1820年登基。
他统治期间标志性的麻烦和持续动乱,以及他在《京报》上频繁谴责的叛乱和混乱,或许与其说是他个人施政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当前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
他登基时,帝国乱象已近顶峰,甚至父亲嘉庆帝的宫殿内都爆发过阴谋。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父亲选中继位(尽管他是次子而非长子),正是因为他在那次宫廷政变中表现英勇,亲自粉碎了叛乱企图。
总的来说,这是一位和蔼但软弱的君主。
他对子民怀有善意,也深知国家艰难;但他同时被身边的宠臣蒙蔽和误导。
他保留了太多早年的偏见,已无力彻底应对那些层出不穷、不断困扰他的危机。
鹰派的画像:独裁者林则徐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属林则徐(关于他的事迹前文已多有涉猎)。
他身材魁梧,眼神犀利、深邃且具有穿透力——那双眼睛似乎暗示着他能根据利益或野心的需要,随时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间切换。
他声音洪亮清晰,不苟言笑,面容中透着一种常年操劳国事的忧虑感。
在广州期间,他从未把自己定位为“谈判者”,而是始终扮演着他更得心应手的角色——“独裁者”。
他的话就是法律。
他从不被突如其来的困难吓倒,并且似乎发自内心地希望遏制他所痛恨的罪恶,重塑国民道德。
为此,他关闭了广州所有的赌场。
当时赌场的数量甚至比烟馆还多,而且往往是“烟赌不分家”——毕竟,恶习总是狼狈为奸。
实际上,林则徐对洋人的心态很矛盾:既恨又怕。
但与洋人的长期打交道,让他开始意识到对方知识的重要性,或许他已深知“知识就是力量”。
他组织人手翻译英文著作,如塞尔沃尔(Thelwall)反鸦片的小册子、默里(Murray)的地理学著作等;他还雇佣了三四个懂英语和英国习俗的中国年轻人,这些人曾去过海峡殖民地(东南亚),其中一人甚至去过美国。
尽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他一手促成的,但他确实在努力应对。
除了招兵买马、加固防线、铸炮造船外,他还下令用巨石填塞珠江航道,或者打下木桩阻断水路。
简言之,林则徐是一个大胆、强硬,但又有些似是而非的人。
他试图安慰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不幸开战,北方的严寒和疾病足以消灭所有“蛮夷”军队;即便没有饿死,火药和弹丸的耗尽也会让他们陷入绝境。
但他从未向皇帝提过,清军在公平的正面决战中击退英军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清醒的悲剧:鸽派琦善的登场至于他的继任者琦善,随着故事的推进,其性格将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值得注意的是,琦善似乎是朝廷中少数几个清醒地预感到林则徐政策会招致大祸的人之一。
他行事谨慎,虽然也不是洋人的朋友,但他畏惧洋人的力量。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国家的软弱,意识到必须尝试新手段(而非老一套的对抗),才能平息帝国各处的骚乱,甚至消除对京师的威胁。
琦善是个精明的朝臣,举止文雅。
凡是见过他与义律会面的人,都对他那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印象深刻。
尽管他也做了一切抵抗准备,但他认为外交手段能争取更多利益。
他看准了义律倾向于“谈判”而非“发号施令”的心态,便运用机智与狡猾,试图通过周旋来拖延时间。
但他最大的不幸在于:他看清了自己的弱点,也看清了对抗英军必败的事实。
当他有胆量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即防御重点的实际弱点——明确报告给皇帝时,他自然就被定性为“懦夫”,进而被打成“卖国贼”。
相比之下,林则徐的汇报就要“聪明”得多:他只是说,如果政府能把广州海关收入的10%拿来造船铸炮,防线将会变得多么固若金汤。
殊途同归:帝国的钱袋子与替罪羊然而,在一件事上,林则徐和琦善的意见惊人地一致——广州对外贸易对大清财政至关重要。
他们竟敢纠正皇帝那“广州关税微不足道”的错误观念,直言相告:这里已经产生了3000多万两白银(约合1000万英镑)。
既然广州的收入远超其他省份,那么从洋人身上赚来的这笔巨款,理应拿出一部分来防御洋人。
关于琦善“背信弃义”的指责,历来众说纷纭。
但随着后续事件的展开,我们将看到:他是被皇帝的严旨逼得走投无路。
对他来说,对我们(英方)守信,就意味着对主子不忠。
确实,琦善后来受到的严惩,证明的并不是他办事有多糟糕,而是他不幸拥有了一个比林则徐更深邃的头脑。
他看得太远,捕捉到了未来的阴影;简而言之,他在评估国力方面比同胞超前太多。
他试图通过妥协来为国家挡开那致命的一击,但在大清的政治语境下,这种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关于琦善职业生涯的更多波折,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1841年那些引人入胜的事件上来。
谈判破裂:1841年的第一声炮响(作战计划)我们已经意识到,在1840年底,琦善和义律上尉之间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并且,一月的第一周过去了,尽管已经给了琦善多次机会像在天津会议上提议的那样友好解决问题,但都看不到解决的曙光,最后我方终于下达了立即恢复敌对行动的命令。
1841年1月7日的清晨,被定为攻击穿鼻和大角(Tycocktow)炮台的时间。
这两个炮台位于整条防线的最下游,也就是说,当船只从海上溯流而上时,最先遭遇的就是它们。
英军的目标是逐个攻陷虎门所有的有威胁的防御工事,并在必要时将其摧毁。
盒子君附图:穿鼻和大角扼守珠江进入广州的通道,形同左右大门,中间有横档岛也设炮台盒子君附图:此图引自知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珠江口明清海防体系遗产价值预研究项目》,原图清晰度较低此时原总司令海军少将乔治·义律已经因病重回国,接替他担任总司令的是戈登·伯麦准将,在他的指挥下,攻击穿鼻及河对岸大角炮台的计划如下:包括第26和49团的分遣队(其大部分随总部在舟山)(由26团的约翰斯通少校指挥)连同整个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由该团的达夫上尉指挥)以及孟加拉志愿军的一个分遣队(由波尔顿上尉指挥)将于早上八点登上企业号和马达加斯加号轮船,被运送到登陆点,该点选在穿鼻以南约两英里半处,在那里他们将乘船登陆。
复仇女神号载上了第37团的一大部分。
一个500多人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营(由埃利斯上尉指挥),将在各自船只的小艇上登陆;而一群海员(由布伦海姆号的威尔逊中尉指挥),也将加入登陆部队。
一小队皇家炮兵(由皇家炮兵诺尔斯上尉指挥),下辖斯宾塞阁下;一门二十四磅榴弹炮,两门六磅炮(一门来自韦尔斯利号,一门来自梅尔维尔号),将连同30名海员一起登陆,以便将它们安置到位;此外,来自布伦海姆号的15人将进行火箭和弹药服务。
盒子君附图:1845年英军在新西兰普凯图图战役中使用康格里夫火箭的场景在清军战壕前方有一个山脊,如果控制了山脊就可以控制住清军战壕,大炮将被安置在这一山脊的顶部。
与此同时,强大的掩护部队会根据炮火情况进行推进,他们会等待大炮以及将被安置在压制炮台最佳位置的船只的火力支援。
岸上的全部兵力由卡梅隆团的普拉特少校指挥,总共包括大约1500人。
[19]至于参与的海军力量,命令女王号和复仇女神号轮船应根据水深允许的情况,占据良好的炮击位置;并立即开始向山顶的炮台开火。
使该炮台放弃防守,并观察被地面部队的推进情况,如果下方的炮台中方仍在顽抗,它们应立即攻击靠近北角的下方炮台。
与此同时,如果计划顺利,此时中方上方炮台已被我方占领,地面部队的火力,也将转向下方炮台;下方炮台的敌人被赶出时,将由其余部队“处理”。
马达加斯加号和企业号轮船一旦卸下部队,就要加入卡利俄佩号赫伯特上尉(现为托马斯爵士)指挥的分队,随行的有拉恩号布莱克上尉和风信子号沃伦上尉。
他们被指示前往攻击北端以及前方的炮台,并准备前往捕获一些停泊在安森湾底部的战船。
上述两艘轮船还要随时准备靠拢任何可能需要它们服务的船只。
“硫磺号”测量船的贝尔彻上尉,将在战斗初期负责统筹指挥轮船,主要是负责将它们引导至他预先勘测好的阵位;这大概是指他选定的那些既能有效轰击山顶炮台,又适合部队登陆的最佳位置。
以上这就是攻击穿鼻的计划;大角炮台的攻击计划将在穿鼻行动的顺利完成后继续跟进。
穿鼻之战:一边倒的屠杀部队的登陆和重新登船由韦尔斯利号的西蒙斯中尉指挥,整个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
部队的登陆作战总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此时此刻,如果把之前澳门关闸那次小打小闹忽略不计的话,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头一遭:欧洲的陆军正式踏上了“天朝”的土地,要跟“华夏”的子孙们在陆地上一决高下。
战斗刚开始时,清兵并没有退缩。
原因很简单:所谓“无知者无畏”,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欧洲人的现代战争到底有多可怕,也没见识过那些洋枪洋炮真正的毁灭性威力。
领头部队是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皇家炮兵,大炮由蓝夹克(水手)拖着。
道路穿过一个蜿蜒的山谷,距离将近两英里,直到通向一个横向山脊,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工事,包括一个坚固的战壕营地,两侧是最近匆忙建造的小型野战炮台,并通过一直延伸上山的胸墙与上方的山顶炮台相连。
清军的意图显然是掩护炮台后方,因为那里是阵地的关键。
他们在野战炮台后方挖掘了深壕,供士兵躲避我们的炮火;可以看到中国士兵在工事中列阵,挥舞旗帜,向我们示威。
皇家炮兵的大炮很快在山脊上就位了,并开始精准地向战壕营地开炮;与此同时,一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先头部队越过右侧的山肩,迅速将清兵从那里赶走;然后,下到另一边的山谷,遇到了第二个营地和一个小型野战炮台,很快就被清除了。
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的一个分遣队也被派往推进部队的更右侧,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定数量的清军。
当所有这些行动正在进行时,女王号和复仇女神号轮船(后者已先迅速卸下其第37团的部分,随主力部队一起)占据了距离山顶炮台良好的炮击位置。
复仇女神号由于吃水浅,能够占据女王号内侧的位置,两艘船开始精准地向清军炮台发炮,这让不熟悉这种杀器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惊讶。
盒子君附图:复仇女神号模型霍尔上尉这次得到了一位得力助手——来自“韦尔斯利号”的大副克劳奇先生。
克劳奇获准临时借调到‘复仇女神号’担任炮术军官,在这次以及随后的多次战斗中,都为霍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清军无法长时间抵挡女王号的六十八磅炮和复仇女神号的两门三十二磅旋转炮的火力,可以看到炮弹在炮台墙内爆炸。
与此同时,在陆地一侧,主要战壕阵地此时已被我方主力部队攻占,在炮击炮台开始25分钟后,可以看到英国国旗在其顶部飘扬,射击停止了。
普拉特少校本人仅率领两名海军陆战队员,便率先冲上山顶,攻入炮台。
清守军眼见腹背受敌,顿时陷入极度混乱,纷纷弃守逃窜。
这一至关重要的阵地就这样落入了普拉特少校及其随从手中,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随即在阵地上升起了英国国旗。
复仇女神号随即察觉到战机,迅速赶去支援卡利俄佩号、拉恩号和风信子号。
这些军舰此前已逼近至距下方炮台仅火枪射程的位置,正在进行猛烈轰击。
然而,这些工事坚固异常,由大块的“朱砂胶”(三合土)筑成。
这种混合物坚硬如石,却比石头更具韧性,不易碎裂。
复仇女神号及时赶到,两门旋转炮随即喷吐火舌,将几轮葡萄弹和霰弹倾泻进敌阵。
紧接着,一幕战争中最惨烈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此时,炮台内的清军守军正遭受来自上方英军的猛攻;与此同时,刚肃清了后方山谷营地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也已绕过山丘,蓄势待发,准备扑向试图逃出炮台的溃兵。
盒子君附图:今沙角炮台面向入海口方向这些不幸的守军就这样陷入了四面包围的绝境。
由于不了解现代战争中“缴枪不杀”(Quarter)的仁慈惯例,他们彻底崩溃,陷入了最疯狂的绝望之中。
战争的恐怖景象此刻暴露无遗。
当狂热褪去,战略博弈的刺激与风险终结之时,回首这一幕,无人不感到痛心与遗憾。
清军守军虽然试图突围,却因拒绝(或不懂)投降,在我军推进部队的火力网中惨遭收割;另一些人深信落入敌手必死无疑,为了博取一线生机,竟不顾一切地从城垛顶端纵身跳下。
河面上满是泅渡的人群,许多人徒劳地挣扎着,最终力竭沉没;不过,仍有少数人——大约一百来人——选择了投降,随后不久便获释。
许多可怜的家伙就这样无可避免地被射杀了。
我军士兵此时已杀红了眼,更被对方的举动彻底激怒——清兵往往先放一枪,然后立刻扔掉火绳枪,看似要做投降状(实则造成误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惨遭屠戮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些人躲进炮台的房屋内构筑路障,做最后的困兽之斗;但这只招致了更惨烈的毁灭,由于几名英军士兵被他们的长矛刺伤,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无情的杀戮。
杀戮极为惨烈。
即便英国国旗已经升起,残存的守军仍躲在墙后和暗处发起徒劳的抵抗,这彻底激怒了英军,导致场面一度难以控制。
但令人惊奇的是,英军自身的伤亡却微乎其微。
炮台指挥官在部下面前壮烈阵亡。
据传,他的儿子见父亲身死,既无法复仇,便决意不再苟活,他不顾旁人劝阻,毅然跳入海中殉难。
盒子君附图:今 陈连升和节马雕像凡是亲眼目睹过这场战争的人,都会看到中国人在几乎每一次遭遇战中表现出的个人英勇——无论这源于勇气还是绝望。
尽管在面对欧洲的严明纪律和现代武器时,他们的军队显得不堪一击,但任何见证者都不会轻易给这个民族打上“懦弱”的烙印。
盒子君附图: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中尉弗雷德里克·J·怀特绘制,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穿鼻要塞和防御工事战后的惨状:火药的诅咒在这个场合,最让人惨不忍睹的,莫过于那些在受伤后又被活活烧死的士兵尸体。
众所周知,鞑靼部队(满洲八旗)最钟爱的武器是弓箭,他们引以为傲,视其为军人的最高荣耀;各种样式的长矛也是他们和汉兵的常用武器。
至于火绳枪,虽然它是近代引进的装备,结构与欧洲老式火绳枪几乎一样(只是口径稍小),但中国人并不太爱用。
主要原因在于:太危险,且由于他们携带火药的方式极其粗心,很容易误伤自己。
清兵胸前通常挂着一个子弹袋,火药散装在袋内的小管里,而不像我们那样使用卷好的定装弹药筒。
打仗时,每个士兵还必须随身带着燃烧的火绳或点火棒,用来点燃枪里的火药。
惨剧往往就这样发生:当一个可怜的士兵中弹倒地,火药很容易从袋子里撒到衣服上,然后被他自己手里的火绳点燃。
后果就是瞬间爆炸,或者引燃衣物将人吞噬;甚至不需要散落火药,单是火绳碰到衣服就足以引发火灾。
在穿鼻之战结束后,我们发现许多尸体不仅是烧焦,而是彻底烧毁,这显然就是火药自燃造成的悲剧。
后来在战争末期的乍浦之战中,我们还见过更绝望的一幕:几个八旗士兵被困在着火的房子里死守。
为了防止身上易燃的衣服引火烧身,他们竟然脱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进行抵抗。
类似的惨剧,在整场战争中屡见不鲜。
盒子君附图:AI上色1870年左右清兵手持火绳枪,腰挂火药袋盒子君附图:火绳枪击发结构盒子君附图:英军燧发枪装填步骤,无明火操作大角炮台的陷落:沉默后的雷霆至于河对岸的大角(Tycocktow)炮台,“复仇女神号”并未参与1月7日的这次行动。
这项任务由“萨马朗号”(26门炮)的斯科特上尉全权指挥。
盒子君附图:从虎门海道向南视角,右侧山头为大角他的舰队阵容强大,包括:史密斯上尉的“德鲁伊号”(44门炮)、艾尔斯指挥官的“莫德斯特号”(18门炮),以及克拉克指挥官的“科伦拜恩号”(16门炮)。
斯科特接到的命令很明确:攻占并拆除大角炮台,钉死大炮,尽可能彻底破坏防御设施;随后,占据有利阵位,为下一步攻打上游真正的虎门防线做准备。
战斗打响后,斯科特上尉驾驶“萨马朗号”英勇领航。
面对清军的火力,他沉住气一炮未发,直到船只在距离炮台中心仅200米的位置抛锚停稳。
紧接着,“莫德斯特号”、“德鲁伊号”和“科伦拜恩号”相继赶到。
顷刻间,可怕的炮声轰鸣,密集的火力瞬间震碎了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
各舰的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员立即登陆,顺着缺口强攻入内,迅速占领了炮台。
清军守军向山上四散溃逃,但在混乱中,他们也惨遭英军火枪的致命杀伤,付出了惨重代价。
不过,在彻底崩溃之前,他们也确实展现出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个人勇气。
这次突击行动由“萨马朗号”的大副鲍尔斯中尉领衔。
战斗中,他的膝盖被军刀砍伤——这足以证明,清守军在溃逃之前,确实与英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
尽管如此,他们的损失依然惨重。
占领炮台后,英军钉死了所有的火炮,将其推入大海;在转移走伤员后,又一把火烧毁了弹药库和其他建筑。
此时,指挥官认为已无必要继续追击溃败的清兵。
行动一结束,所有登陆部队(包括各舰支援的水手)便全部撤回船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戈德史密斯中尉(后来获得晋升)率领“德鲁伊号”和“科伦拜恩号”的分队攻击了炮台北端,所有参与的军官和士兵都因作战英勇、表现出色而受到了高度赞扬。
此次在大角炮台,英军共摧毁火炮25门;而在对岸的穿鼻,缴获的大炮总计达66门。
这些火炮口径不一,分布在战壕、山顶和山下的炮台里。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炮甚至还没来得及安装到位,这说明清军的防御准备相当仓促。
这些炮中有些只是6磅的小炮,但大部分的火力相当于我们12磅的野战炮。
当然,无论大小,它们现在都已被彻底破坏,成了一堆废铁。
不过,这一天的战事回顾尚未结束。
关于穿鼻和大角的战斗,最后只需补充一点伤亡数据:英军陆军伤亡30人,海军伤亡8人(含军官)。
除此之外,这一天还有另一项壮举——在安森湾摧毁清军战船。
由于这主要是“复仇女神号”的独角戏,我们将把它留到下一章单独讲述。
脚注: [19] 参与攻占穿鼻的岸上兵力。
下级军官和列兵。
皇家炮兵,由诺尔斯上尉指挥,皇家炮兵 33 海员,由英国皇家海军布伦海姆号的威尔逊中尉指挥 137 第26和49团分遣队,由20团的约翰斯通少校指挥 104 皇家海军陆战队营,由韦尔斯利号的埃利斯上尉指挥 504 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由37团的达夫上尉指挥 607 孟加拉志愿军分遣队,由波尔顿上尉指挥 76 —— 1461 连同附属于大炮的三十名海员。
参与攻占穿鼻的岸上兵力 部队组成下士官与列兵人数皇家炮兵部队,由皇家炮兵上尉诺尔斯(Knowles)指挥33布伦海姆号”(H.M.S. Blenheim)的水兵,由威尔逊中尉指挥137第26团和第49团的分遣队,由第20团的约翰斯通少校指挥104皇家海军陆战队营,由“威尔士利号”(Wellesley)的埃利斯上尉指挥504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由达夫上尉指挥607孟加拉志愿兵分遣队,由博尔顿上尉指挥761461另配属三十名担任炮位勤务的水兵[20] 在贝尔彻上尉的正式报告中,以及后来的一次记载中,曾因误记称克劳奇先生是在“女王号”(The Queen)上服役。
事实上,这位积极进取的年轻军官完全配得上他不久后获得的晋升。
战争接近结束时,他在镇江府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