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中女性角色的反抗许多悲剧探讨过女性与男性适宜的行为举止。

这并不是说，它足以构成任何一部悲剧的核心主题。

《阿伽门农》的主题是正义的伸张问题；但本小节对这部悲剧的讨论会撇开这一主旨，聚焦在性别角色与对立这一次要话题上。

无论在哪个时代，女性举止的特征都是顺从与谦逊。

《安提戈涅》中的伊斯墨涅、以阿伽门农家族为题材的几部剧作中的克律索忒弥斯（Chrysothemis）、《埃阿斯》中的忒克墨萨（Tecmessa）、《特剌喀斯少女》中的得阿涅拉以及悲剧中的女歌队都扮演着“正常”的妇女角色。

由于正常的女性举止受到各种限制，行为超出传统限度的女英雄们有时会被形容为“像男人一样”。

但这一头衔对妇女而言却并非恭维。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名女性被视为跟男性一样，或者十分聪明机智，那对于她而言并不合适。

与男性英雄一样，女英雄也并非寻常人物。

在自身受到压迫的父权制文化之下，大部分妇女像伊斯墨涅那样逆来顺受。

一些女英雄——如克吕泰涅斯特拉、安提戈涅与赫卡柏——则学会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性别作风，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心理学家阿德勒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男性化抗议（masculine protest）”。

在《奥瑞斯提亚》三联剧中的第一部作品《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掌握着政治权力，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复杂行动——包括从特洛伊传递信号火炬，欺骗丈夫踏上紫色地毯，最终策划并实施了对他的谋杀。

怙恶不悛的她炫耀着自己的性自由，宣称卡珊德拉的死将增添自己的快乐；并且只要情人埃吉斯托斯继续为她的壁炉点火，她的地位就可以高枕无忧。

这一双关语尤其令人震惊，因为传统上应由女性为父亲或丈夫的壁炉生火。

因此，由阿戈斯老人组成的歌队认为，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行为是男性化的，并称呼她为“夫人”，以此提醒她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

这一质问显得她好像是一个傻孩子。

但克吕泰涅斯特拉用一篇复杂、精彩、展示了自己地理知识的演说予以回应。

面对迟迟没有明白自己已谋杀了阿伽门农的歌队，克吕泰涅斯特拉不耐烦地反唇相讥道：“你们盘问我，仿佛我是一个愚蠢的女人似的。

”歌队则继续思考着他们的国王被一名女子杀死的事实。

倘若如《奥德赛》说的那样，是埃吉斯托斯亲手杀了阿伽门农，歌队就容易接受多了。

在老人们眼中，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埃吉斯托斯之间性别角色的倒置简直是匪夷所思。

在《奥瑞斯提亚》三联剧中的最后一部《复仇女神》中，埃斯库罗斯让男性和女性回归到各自的领域。

选择弑母以报复母亲谋杀父亲的俄瑞斯忒斯得到了阿波罗和雅典娜的保护。

神秘可怕的复仇女神[从前被称作“愤怒女神（Erinyes）”]被制服了，服从于支持父权制的奥林波斯诸神的统治。

从此以后，她们将作为“善意女神（Eumenides）”赢得文明世界居民的爱戴。

由男性化的女性担任女英雄的做法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这部剧以俄狄浦斯的女儿们哀叹僭主克瑞翁颁布的法令开篇。

她们的哥哥波吕涅刻斯战死了。

但克瑞翁禁止掩埋他的尸体，以此惩罚他对母邦的背叛。

当安提戈涅要求为死者履行祭仪时，伊斯墨涅以她们不是男人为借口推托：“我们生为女子，无法与男人们抗争。

”她使用了具有深意的动词“phyō（生育）”，表明女性无法同男性抗争，是由自然（physis）而非人为的法则决定的。

专横的统治者克瑞翁对女人抱有特别的敌意。

他的偏见是父权式的。

他不能理解儿子海蒙对安提戈涅的爱，并将女人比喻为“待耕的田地”。

我们需要在此回想起《复仇女神》中阿波罗的态度：真正的生殖者是播种的男性，而“被耕种的田地”只要是个女人就够了。

《俄瑞斯忒斯》中的主人公又重申了这一主张。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追溯了“阴茎/犁—女性/犁沟”的比喻作为父权制权威与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常见象征。

此外，正如现代女性主义者们所指出的，使用高压手段的男性无法设想两性之间平等的权力关系，因而害怕女性一有机会就会反过来压迫他们。

于是，作为一名专横的男性统治者，克瑞翁始终害怕自己被一名女子盖过风头，并警告自己的儿子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然而，伊斯墨涅——可能是她在安提戈涅陪伴父亲之际留在了底比斯的缘故——却接受了父权制社会的信条：男性生来便要统治，而女性天生就应当服从。

安提戈涅严厉地驳斥了妹妹关于女性自然举止的观念。

波吕涅刻斯被偷偷埋葬了。

克瑞翁、卫兵和歌队全都认为，只有男性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安提戈涅在不得不向克瑞翁承认是自己埋葬了兄长时，选择了用一个阳性代词来称呼自己。

反过来，克瑞翁也注意到了她的男性气质，也用一个阳性代词和分词去称呼她。

他在决定惩罚她时宣称：“如果她获得了胜利，不受惩罚，那么我成了女人，她反倒是男子汉了。

”无独有偶，希罗多德也记载了跟随薛西斯（Xerxes）远征希腊的女王阿尔特密希娅（Artemisia），后者被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

同他们作战的雅典人愤慨于一名女子竟敢拿起武器同自己厮杀，因此单独悬赏捉拿女王。

克瑞翁相信，敢于触犯自己禁令的安提戈涅是像男性一样行动的——因为真正的女性是不会反抗的。

于是他在公布对两姐妹的惩处时断言：“现在她们只是女流而已。

”然而，他继续用阳性称谓称呼她们。

这种反复使用阳性形容词修饰阴性名词的做法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古典希腊文中，形容词的性通常要与它所修饰的名词一致（一般在泛指的情况下，人们也会用阳性称谓去指代一名女性）。

（未完）作者简介萨拉·波默罗伊（ Sarah Pomeroy）生于1938年，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曾教授多年的古典学与历史学。

她专注于西方古典时代女性史的研究，并出版多部著作，被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其代表作《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波默罗伊的研究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唤起了公众对女性历史的关注与认知。

译者简介吕厚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已出版中文专著《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英文专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剑桥学者出版社，2015），译著《罗马革命》《阿诺德·汤因比传》《塔西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