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可能会援引希腊语的男性指向特征：在提及人类生活的普遍事实时，即便讲话者所指的对象就是女性，也可以使用阳性称谓。
因此，偶尔出现几个词性错位，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安提戈涅》里极其频繁地用阳性称谓去称呼女性，且是在具体而非泛指的情况下（这在希腊语中十分罕见），应该是剧作家的有意安排，以此刻画那位具有男性气概的女英雄。
在她倒数第2篇讲话中，安提戈涅表示自己情愿为兄弟而不是丈夫和儿子牺牲：倘若我已为人母，或丈夫已去世，我不会违背城邦的意志，去做这件事。
我是依据什么原则才这么说呢？
如果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儿子夭折了，我还能跟别的男人再生一个。
但我的父母已在墓中长眠，他们不可能再为我生育一位兄弟了。
希罗多德也讲述过一位妇女的故事：她在面临要保丈夫、儿子还是兄弟的命时，出于跟安提戈涅同样的理由选择了兄弟。
一些研究索福克勒斯的学者们认为这篇讲话是伪作，或声称其中包含的情感同女英雄的身份并不相称。
他们认为，把兄弟看得比儿女更重非常古怪。
但在雅典古典时代的语境下，安提戈涅的选择是合理的。
当时母亲同儿女的亲密程度是无法与今天的模范母亲们同日而语的。
幼儿极高的自然死亡率似乎不利于牢固的母子关系的建立。
此外，父权制规定孩子属于父亲，而非母亲。
是否要抚养孩子是由父亲决定的，并且父亲在离婚时拥有对儿女的抚养权；妻子则由她的父亲或兄弟（如果父亲已故）监护。
因此，兄弟姐妹之间的纽带是非常宝贵的。
对兄弟的重视也合乎男性化女子的特征：由于外部力量阻止她展示自己的爱抚、哺育等能力，她很可能会拒绝扮演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
男性化的女子经常会同家族中的男性成员结成同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注意到安提戈涅对妹妹反复的坚决的驳斥。
她对自己母亲的评价也非常苛刻，指责她“婚床上的大胆罪行”。
而歌队只看到她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称她为“残酷父亲生育的残酷女儿”。
安提戈涅对妹妹居然无视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她自称俄狄浦斯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安提戈涅最终回归了传统的女性角色。
她哀叹自己身为未婚未育处女而死的命运，并在被克瑞翁活埋后自杀。
在古典神话中，自杀是一种带有女性特征、多少有些怯懦的死亡方式。
跟得阿涅拉、伊俄卡斯忒与克瑞翁的妻子欧律狄刻（Eurydice）一样，埃阿斯因为听到了无法忍受的消息而选择自杀。
海蒙与菲德拉、阿尔刻提斯（Alcestis）、拉俄达弥亚、狄多（Dido）、厄瓦德涅（Evadne）和赫洛（Hero）一样都是为了爱情而自杀，证实了克瑞翁之前对他女性化特征的担心。
在所有悲剧描绘的女英雄里，安提戈涅是最有可能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成为与俄狄浦斯相提并论的悲剧形象的。
但她的死亡扼杀了这种可能性。
海蒙的命运诠释了爱情的毁灭性力量。
歌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爱情，不可抗拒的爱情，你在少女柔软的面颊上守夜，你在海上漫步，走进旷野中的房屋。
凡人与诸神都无法逃避你，而被你缠上的人必将陷入疯狂。
你让清醒的头脑误入歧途，现在又挑起了儿子与父亲的这次冲突。
美貌新娘眼中的爱意征服了一切。
《安提戈涅》是一部复杂、神秘的剧作。
按照雅典的法律规定，克瑞翁是安提戈涅的监护人，因为他是她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
因此，从城邦的立场来看，他需要对安提戈涅的罪行负责，并且他对安提戈涅的惩罚既是私人的，又是政治行为。
同时，他也是死去的外甥们最亲近的男性亲属，因而应当安葬外甥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安提戈涅。
克瑞翁将他所认为的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义务之上。
克瑞翁和安提戈涅之间的区别是两性之间的传统差异。
弗洛伊德认为：“妇女向周围施加着保守的影响力……女性代表着家族和性生活的利益，建设文明的工作则日益成为男性的事务。
”《安提戈涅》中的歌队列举了男性对文明有所贡献的发明：帆船、航海、耕种、狩猎、捕鱼、驯养动物、语言交流、建造房屋、制定法律与建立政府。
它们主要是男性从事的活动。
希腊人相信，男性是文化的承担者。
例如，根据神话传说，卡德摩斯（Cadmus）将字母表带到了希腊；特里托普勒摩斯（Triptolemus）教会了希腊人如何使用犁，尽管催促他这样做的是女神得墨忒耳；剪刀、锯与其他发明都被归在代达罗斯（Daedalus）的名下。
属于女性的那些具体成就——可能存在于纺织、烹饪、园艺和篮子编制等工作中——没有出现在索福克勒斯的清单中，也没有出现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
由于克瑞翁对男女之间二重性的必然缺乏洞察，安提戈涅走向了死亡，而他自己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的妻子在自杀之前诅咒他。
在一个要求子女表现出孝顺服从的社会里，海蒙选择了未婚妻而非自己的父亲，并且他的选择并没有受到谴责，他的死并不是对忤逆的惩罚。
《安提戈涅》和其他许多悲剧都展示了因过分重视所谓的男性品质（如控制、镇压、文化与过度理性）而牺牲了生活中所谓的女性特征（如本能、爱情与家族纽带）——它毁掉了克瑞翁这样的人。
理想的情况也许是（我们只能自行推断，因为索福克勒斯并未提供解决方案）男性价值观与女性价值观的和谐共存，并让前者主导后者。
（完）作者简介萨拉·波默罗伊（ Sarah Pomeroy）生于1938年，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曾教授多年的古典学与历史学。
她专注于西方古典时代女性史的研究，并出版多部著作，被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其代表作《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波默罗伊的研究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唤起了公众对女性历史的关注与认知。
译者简介吕厚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已出版中文专著《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英文专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剑桥学者出版社，2015），译著《罗马革命》《阿诺德·汤因比传》《塔西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