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女神

黑暗女神

Marion Woodman

译：袁帅

自11 世纪起，十字军东征在古代世界掀起了滔天的杀戮与劫掠。这场初衷良善却命运多舛的运动，其裹挟的狂热与放纵中，显现出几分迦梨女神的能量。十字军的目标是将耶路撒冷 ——《圣经》中被喻为 “新妇” 的圣城 —— 乃至整个圣地从穆斯林大军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十字军东征对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字军不仅带回了对世界更为广阔的认知，也将东方的诸多珍宝带回了欧洲。其中就包括黑暗女神伊西斯的精美雕像，这些雕像被奉为“黑圣母” 加以供奉。对她的崇拜从大教堂蔓延至乡间星罗棋布的小神龛，而这些神龛的选址，正契合了这位生育女神的自然属性。12 至 13 世纪，欧洲各地涌现出数百座黑圣母神龛。

黑圣母在这一时期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贞洁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日益高涨。宫廷爱情、圣杯传说、圣母崇敬以及理想化女性形象的崛起，都需要黑圣母的崇拜作为补偿性的平衡。她是一位“地下” 神祇，身上仍保留着诸多所谓的异教特质（生育、自然、大地）。人们以隐秘的方式敬奉她：祈求她保佑田间庄稼丰收、护佑怀孕与分娩，接纳性的幽暗放纵与身体奥秘带来的欢愉，以及在性爱中体验到的智慧。正是她，在灵魂所能企及的最亲密体验中，向圣灵敞开自己，受孕并诞下了神子。她孑然一身，却独立自主 —— 是女性解放的象征。13 世纪，宏伟的 “智慧宝座” 是大教堂中备受喜爱的圣像。一位庄严高贵的母亲端坐于宝座之上，裙摆铺展成壮丽的褶皱。她的宝座便是主教座（cathedra），正是这把座椅，让大教堂成为了她的宫殿。（在梦境中，一把大椅子或一个宽阔的膝头，往往象征着母亲情结。）孩童国王站在她的膝上，面容苍老，手持权杖与宝球。他如君王般挺立，在智慧的膝头拥有稳固的立足之地。

这种圣母与圣子的形象，后来逐渐演变为母亲与幼童的形象。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圣像已承载了截然不同的含义。然而，列奥纳多・达・芬奇在其素描稿中，仍保留了索菲亚（作为自然的智慧）的概念—— 画中玛利亚与她的儿子坐在母亲圣安妮的膝上。玛利亚呈现出一种经过精雕细琢的女性气质，与强大的自然女神完全融为一体。她的儿子则呼应了 “智慧宝座” 中的小国王。在《岩间圣母》中，自然女神化身为洞穴与岩石，成为玛利亚、圣子与施洗约翰所处的子宫。

12 至 13 世纪的黑圣母时代之后，便是 14 世纪的黑死病时期。1347 年，黑死病席卷欧洲，到 1361 年已夺走了近半数人口的生命。仅 1349 年一年，英格兰就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无异于一场核浩劫。它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以及西方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论述这一时期时总结道：

瘟疫的幸存者发现自己既未被毁灭，也未得到升华，他们无法在承受的痛苦中找到任何神圣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向来神秘，但这场灾难太过恐怖，让人无法不加质疑地接受。如果一场如此规模、史无前例的致命灾难，仅仅是上帝的肆意妄为，甚至根本不是上帝所为，那么既定秩序的绝对权威便失去了根基。一旦人们的思想开始接纳这些疑问，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当人们意识到既定秩序并非不可改变，顺从的时代便走向了终结；转向个人良知的时代已然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死病或许是现代人未被承认的开端。

塔奇曼所说的既定秩序，指的是封建制度的等级体系：国王、亲王、公爵，一直往下到农奴。教会的等级制度同样僵化：教皇、主教、教士、平信徒，所有人的地位都由神意注定。人们不仅质疑这种被严格控制的父权秩序的神圣性，也开始质疑死亡的神圣性—— 在此之前，死亡一直被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这场瘟疫成为了人类认知在诸多领域发生重大转变的催化剂—— 包括宇宙论、科学与医学、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哲学与宗教本身。死亡无法解释、毫无理性，它像是一记耳光，打在了刚刚自诩为 “掌控者” 的人类脸上。人类越来越依赖自身的理性力量，开始将死亡、自然、女性、自己的身体与性视为非理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加以征服和更严格的控制。人类开始更加坚定地与被造的宇宙对抗，对自然的支配成为其权力的一种体现。正如 E.F. 舒马赫精辟所言：“旧科学将自然视为上帝的杰作与人类的母亲；新科学则倾向于将自然视为有待征服的对手，或是可供开采与利用的资源。”

人类开始与死亡的力量保持距离。新的秩序将建立在对宇宙（包括人类自身）更精确的认知之上，创造一个更宜居的世界。所有偶然因素都将被系统性地消除。

从14 世纪一直到本世纪，人类竭力想要压制的那些非理性元素，恰恰是我们如今在当代科学、深度心理学与艺术中终于学会创造性接纳的东西。地下的黑暗女神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创造性心灵的主教座。这种回归最早以现代形式出现在19 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的幻想世界中，如今正渗透进现实生活 —— 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如今都体验到，生活更多是由非因果性而非因果性主导，更多是无法解释而非可以解释的。然而，在我们抵达这种看似混乱的状态之前，理性主义曾因执意要奴役身体，将我们带到了灭绝的边缘。

人类对心灵的关注，在17 世纪笛卡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笛卡尔提出，心灵是一种非物质的思维实体，与身体有着本质的区别。物质或身体完全没有思维，因此必须由心灵来控制；心灵不在物质之中，而是凌驾于物质之上，如同主人统治奴隶。

17 世纪，“心灵是物质的奴役者” 这一观念，成为了上帝的心灵创造物质世界的隐喻。对艾萨克・牛顿爵士而言，宇宙本身就是全能心灵被奴役的身体；这一全能心灵以神圣意志创造了宇宙之后，便退入自我沉思之中，留下宇宙作为一个自主的、自我调节的机械装置。在托马斯・贝里看来，牛顿从这个庞大的自我调节机械装置的意象中，提炼出了 “人类活动的模型”；在这个模型背后，是如同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一般，沉思着自身超然神性的心灵本身。

由笛卡尔开创、牛顿完成的科学，其目标是让物质完全服从于心灵，让奴隶完全服从于主人。作为“人类活动的模型”，它确认了人类应当理性地服从于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至于物质拥有自己的心灵，并最终会反抗其奴役，则属于幻想而非现实的范畴。

因此，考虑到父权制长期以来将物质（mater，拉丁语 “母亲”）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本世纪许多女权主义者反抗父权压迫的运动，在许多男性（甚至女性）看来，并不属于男性科学所定义的现实范畴，而属于女性因其 “低下的理性天性” 所栖居的神话领域。

然而，笛卡尔所代表的心物二元论，早在笛卡尔之前便已萌芽。黑死病过后，自然越来越被视为一个与思维原则无关的混乱领域。在瘟疫之前，研究身体的不仅是想要成为医生的人，还有那些渴望更深入了解上帝的人。但在瘟疫期间，控制疾病与死亡的迫切需求，为解剖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了强大动力。随着人类越来越远离“自身是被造秩序一部分” 的认知，整个体系变得越来越唯物主义，自我认知与医学实践之间的联系也随之消失。意识与身体之间的关联不再被认可，身体变成了一个可以像恒星与行星一样被研究的有趣系统。19 世纪 “特异病因学说” 的提出（即认为单一病原体如微生物可以导致疾病），为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一种新的掌控感。

科学的这些进步，伴随着人类对女性与死亡认知的深刻转变。正如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观察到的，正是在这一时期，死亡开始在艺术与文学中带有情色意味。死亡与性行为“从此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越界行为，它将人从日常生活、理性社会与单调工作中撕裂出来，使其经历一种极致的爆发，坠入一个非理性、暴力而又美丽的世界。”

女性与死亡、情欲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极大地加剧了男性的焦虑。他们开始将自己对性冲动的愧疚投射到女性身上。多米尼加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拉默与詹姆斯・斯普伦格1486 年的一份报告，便是这种 “亚当怪罪夏娃” 模式重演的典型例子。

但根本原因在于，她[女性] 比男性更耽于肉欲，这从她诸多可憎的肉欲行为中便可清楚看出。应当注意的是，第一个女人的形成存在缺陷，因为她是由一根弯曲的肋骨造的，也就是胸部的肋骨，其弯曲方向与男性相反。正因为这一缺陷，她是一种不完美的动物，总是在欺骗……

当愧疚与肉欲被普遍投射到女性身上时，教会内外也出现了一种补偿性的理想化—— 对童贞的崇拜。在教会内部，贞洁被格外强调，因为死亡与性行为被视为同义词。因此，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在《论童贞》中写道：“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性行为；哪里没有死亡，哪里也就没有性行为。而童贞则与这些事物无关。”

罗斯玛丽・鲁瑟认为，人类对女性认知的断裂，表现为精神化的女性气质与肉体化的女性存在之间的分裂。她指出，这种分裂与心物二元论如出一辙：

这种分裂在中世纪愈演愈烈，最终在中世纪晚期（14 至 17 世纪）爆发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偏执狂狂欢。几乎不可能是巧合的是，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圣母学随着唯名论神学中 “无玷始胎” 教义的胜利，达到了神学定义与阐释的巅峰；而与此同时，猎巫运动也爆发了，在 14 至 17 世纪间夺走了超过一百万女性的生命。

人类对女性的分裂认知，在猎巫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女性不仅背负着男性对死亡的愧疚与恐惧，还成为了瘟疫后经济动荡的替罪羊。《特里尔编年史》中记载：“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多年持续的歉收是女巫受魔鬼指使造成的，整个国家都起来消灭女巫。”在一个又一个城镇，宗教裁判官下令将无数女性剥光衣服、剃光毛发，对其进行阴道与直肠检查。那些被发现有 “魔鬼印记” 的女性，会被绞死或火刑处死。女性成了替罪羊，正如一位裁判官所断言：“一切巫术都源于肉欲，而女性的肉欲是永无止境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随着人类开始寻找新的安全感来源，对“普世之母” 玛利亚的崇拜开始传播。玛利亚变成了一个脱离肉体的母亲。作为 “天后”，她成为了教会救赎神学的一部分 —— 不再是那个连接性与灵性的黑圣母，而是顺从、贞洁的童贞圣母。

当意识聚焦于童贞圣母的完美时，欲望的黑暗阴影便在无意识中凝聚。这种“处女 / 妓女” 的分裂，是心物二元论的反映，它将女性灵魂 —— 那种刚刚开始显现的、具有接纳性与统一性的原则 —— 推向了更深的放逐。灵魂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实体，是人类身上不朽且非物质的部分，需要从物质世界的腐蚀影响中被 “拯救” 出来。

尽管这一时期女性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但男性也陷入了痛苦的自我疏离—— 他们在理想化女性（体现为脱离肉体的母亲 / 处女）与同时想要支配和控制女性的需求之间挣扎。除非这种分裂在男性与女性心中都得到治愈，否则异性关系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完整。在男性的梦境中，他们常常会同时遇到乖巧的小女孩或温顺的母亲，以及诱人的蛇女或招手的妓女。而与此同时，童贞的灵魂却被埋在地下室，或是被扔进垃圾桶。这类关于被放逐灵魂的梦境，是最常见的启蒙梦境之一。

“处女 / 妓女” 的分裂也会出现在女性的梦境中。例如，一位女性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建筑工地，那里正在建造一座房子。梦中的自我穿着洁白得体的衣服，在一旁监督。同时还有一个黑暗的阴影女人，在与工人们通奸。梦中的自我想要赶紧离开，却又被这个阴影妓女的能量所吸引。这个阴影分散了工人们（无意识的建设性能量）的注意力；如果想要继续建造内心的房子，就必须整合这个阴影。

考虑到这种分裂以及对女性特质的压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会错误地将性视为心理深层焦虑的根源。直到最近，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父权制的病理根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对消解的恐惧。自14 世纪的瘟疫以来，人类从未因安全感边界的突然崩塌而遭受如此严重的创伤。欧洲的大屠杀、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成为了此后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噩梦。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死亡。如今的恐惧不再是未知的自然力量反抗人类，或是上帝因人类的罪而惩罚人类；如今需要恐惧的是 “人类对人类的暴行”。正如瘟疫迫使人类重新建立与自然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迫使人类重新建立与自身的关系。人类不仅开始害怕彼此，也开始害怕自己，害怕自己那压倒性的毁灭能力。

对死亡的压抑，或者用阿里耶斯的话说，“被禁止的死亡”，对自我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的时代，性压抑表现为癔症性神经症与强迫症，这些都是自我在内在压力下逐渐瓦解的特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我的崩溃体现在自恋型人格的盛行。无力感、空虚感与偏执狂是 80 年代神经症的典型特征，并且在今天依然存在。正如彼得・乔瓦奇尼所写：“‘人格障碍’的日益凸显，似乎标志着人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所谓的‘内在导向’转向了自恋。”迈克尔・贝尔多克则说：“如今的患者大多不再遭受腿部癔症性瘫痪或强迫性洗手的折磨；相反，他们的精神自我本身已经麻木，或者他们必须在一场疲惫不堪、永无止境的努力中反复擦洗自己，以求变得‘干净’。” 这些患者饱受 “普遍的空虚感与严重的自尊障碍” 的折磨。

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典型特征，是一种强迫性的需求—— 想要重新创造一个子宫，将自己从空虚感中拯救出来。他们常常寻求成瘾性或依赖性的关系，作为对受创自我的解药。虽然回归子宫的倾向在边缘型人格中最为突出，但在我们这个日益崩塌的社会中，许多人都试图通过共享毒品、酒精、性或其他成瘾行为，建立基于 “神秘参与”的关系。

我们已经与大地、与他人、与自己最深层的情感疏离。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变得自恋。在所有反映现实的镜子中，我们只看到自己。我们变得极度自我意识，但这种状态不过是对真正自我认知的拙劣模仿。真正的自我认知，来自于与超越自我、超越个人需求满足的事物或他人建立关系并作出承诺。性压抑已经让位于性解放，但两者都与真正的激情或真正的自我认知无关。18 至 19 世纪，我们通过清教主义，否认自己对身体的愧疚；20 世纪，被压抑的愧疚带来的不适变得难以承受，于是我们抛弃了愧疚，转而追求身体的满足。我们现在或许对自己拥有身体这一事实稍微自在了一些，但我们没有任何语境来赋予这种新获得的觉知以意义。

存在性的愧疚需要宽恕，而这是我们无法给予自己的。相反，我们被困在一种充其量只是对自己身体进行操控的享乐主义之中。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人已经从清教主义转向了享乐主义—— 从否定快乐转向了追求快乐。但这两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享乐主义者与清教徒都怀着恐惧面对身体；清教徒害怕满足，而享乐主义者害怕不满足。两者都通过与有机体的自然节律对抗来获得身份感；两者都是操控者，都在与本然的存在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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