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才书院宗尧祖舜读圣贤才秀人微行仁义宗才书院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教育体系的形成。

一、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颁布《改书院兴学校谕》，诏令筹办高、中、小各级学校，各地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

“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均仿京师大学堂章程办理。

后来的戌戍政变虽然使变法失变，但《改书院兴学校谕》并未废除，慈禧太后命各书院照旧办理，停废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推行“新政”再颁此谕，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常宁县便有了如下兴学堂的重大举措：其一，双蹲书院改为常宁县高等小学堂，各乡义学改为蒙学堂；其二，县城内新设了创新小学堂（城隍庙）、廉政小学堂（西门桥头廉政阁）、北镇小学堂（北镇观）；其三，知县徐蘅衫、县绅王良弼、尹连三、谷伯珊等筹资14000银元，择城北谷家洲建合江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传统儒学教育终结，常宁县教谕署随之裁撤，改设劝学所。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学部通知设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不拘年龄，常宁各地出现了“半日学堂”。

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常宁各地又出现了简易识字学塾。

宣统三年（19011），县长尹鼎元创办合江初等实业学堂（又名乙种蚕业学堂），是为常宁实业教育之始。

合江学堂所在地谷家洲二、融入留学热潮清末留学热潮是指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由清政府组织、推动和民间自发组织相结合的出国留学热潮。

清末留学热潮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早期实践。

根据1993年《常宁县教育志》的记载，在这场留学热潮中，常宁共有留学生44人，其中留日学生32人，留美学生9人，留法学生3人。

但是，在1948年常宁县县长钟显尧主持编纂的《常宁文献》中，记载是37人。

其中，留日27人，留美8人，留法1人，留德1人。

《常宁文献》还记载了在37个留学生中，大美乡9人、江南乡6人、松烟乡、升平乡各5人、平泉乡3人、宜阳镇、百宜乡、同益乡各2人、六合、官田、梅龙乡各1人。

值得说明的是，因《常宁县教育志》中有5位留学生不明乡籍，故在统计乡籍时未予采用，而采用了《常宁文献》的记载。

此外，《常宁县教育志》记载的是44位，比《常宁文献》的记载多了7位，笔者认为可能是《常宁文献》的漏录。

合江学堂在常宁的留学热潮中，第一个留学生是周勋锡（康候），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自费东渡日本，就读东京高等法政及高等警察学校；郭开第（涛青）在日本横滨大学政治警察科毕业后，将三个女儿兴照、兴熊、兴燕送入美国留学。

在留日学生中有周勋锡、吴云逵（鸿骞）、张希仲等参加了同盟会，为推翻滿清政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留法学生萧同（异之），解放后成立后成为铁道部、一机部工程师；留日学生吴云逵（鸿骞），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和第二届监察委员，担任湖南省特别法庭审判员，他与共产党人谢觉哉、易礼容等主持了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审判，制定了《湖南省惩办贪官污吏暂行条例（草案）》和《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得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赞许；留美学生邓嗣禹，成为国际上著名历史学家。

清末民初的教育变革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它通过制度重构、思想解放和社会实践，逐步摆脱封建束缚，转向培养现代公民的方向。

这一时期的探索为后来的教育发展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如普及义务教育、兼顾人文与科学等理念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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