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华碧于1947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贫困山村，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由于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甚至不认识几个字； 1967年，20岁时嫁给了地质队的会计，先后生了2个儿子，直到1984年丈夫因患有严重的肺气肿住院，为了给丈夫治病，陶华碧曾前往广州打工赚钱，但最终丈夫还是病逝了，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了她一个人肩上，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干男人干的活，在建筑工地上扛水泥、搬砖、抡大锤，当时她体重只有90多斤，却要扛起100多斤重的担子，常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让她落下了严重的肩周炎、关节炎和颈椎病。

除了做苦力，还开始尝试做小生意，晚上制作米豆腐（贵阳的一种凉粉），每天要干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一大早又去早市摆摊，做米豆腐需要的原材料（如石灰）需要到5公里外的油榨街去买，因为没钱坐车，她经常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步行往返。

在打工期间，为了省钱和节约时间，她习惯从家里带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断的调配和尝试，她做出了一种风味独特的辣椒酱，这个时期制作的辣椒酱，实际上就是后来“老干妈”配方的基础。

直到1989年，42岁的陶华碧用捡来的砖头和瓦片，在贵阳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搭起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取名“实惠饭店”，专卖凉粉和冷面，为了招揽生意，她会免费赠送自己制作的豆豉辣酱，开业第一天，她只卖出了7斤凉粉，生意非常惨淡餐，但是免费提供的佐餐豆豉辣椒酱却在第一天就被抢光了。

好在饭店位置靠近学校，很多家境困难的学生经常来吃饭，店里生意还算稳定，加上陶华碧心善，经常给这些学生加量或不收钱，学生们便亲切地叫她“老干妈”，这个称呼为她积累了极佳的口碑。

随着时间推移，免费辣酱的美名远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饭店生意日渐火爆，日日满客，她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潜心研究辣酱的制作。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陶华碧延续之前的做法，向司机们免费赠送辣酱，司机们将“龙洞堡老干妈辣椒”的名声传遍了贵阳，甚至有人专程开车来只为买她的辣酱。

有一天，陶华碧的辣酱用光了，她便出门闲逛，结果发现，周围十几家卖凉粉的摊位，竟然都在使用她的辣酱来招揽生意，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独家秘方已经“喂肥了竞争对手”，这件事让她下定决心，不再单独出售辣酱，并开始调整经营策略，将辣椒酱作为主打产品，凉粉反而成了配套，同年，“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标志着她正式从餐饮店向辣椒酱生产商转型，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但为了学生却仍然没有关掉自己的小饭店。

从1994年开始，逐步停止免费赠送，将辣酱装瓶，开始作为独立商品进行销售。

这一转变，将原本的成本中心（免费佐料）变成了利润中心（核心商品）；当时生产方式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比如捣麻椒、切辣椒这些繁重的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陶华碧常常需要亲自动手，十个手指的指甲都因长期搅拌麻辣酱而钙化；手工生产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随着“老干妈”辣酱的名声越来越大，订单纷至沓来，但小作坊的产量却供不应求，这成为了制约发展的首要瓶颈 直到1996年7月，她租借南明区云关村委会的两间房子，招聘了40名工人，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专门生产麻辣酱，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玻璃瓶，由于是家庭作坊式生产，订单量极小（有时只需要几十个瓶子），跑遍了贵阳当地的多家玻璃厂寻求合作，但都因为“货量太少、利润太低”而被拒之门外，面对困境，陶华碧没有放弃，她找到了当时还是国企的贵阳市第二玻璃厂（简称“贵阳二玻”），找到厂领导，甚至说出了那句名言：“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

”她坚持“你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最终，厂方被她的执着打动，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允许她每次提着篮子进厂，自己去捡几十个瓶子（甚至包括一些有瑕疵的次品瓶）带回去用，解决了初期的燃眉之急。

随着老干妈生意的爆发式增长，玻璃瓶需求量激增，许多外地的大型玻璃厂（如重庆、河南等地）纷纷找上门，开出更低的价格和更优惠的条件，试图抢夺订单，老干妈内部的高管也曾建议更换供应商以降低成本（据称一年能省几百万元）。

但陶华碧力排众议，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不换供应商：她坚决拒绝了所有新供应商，坚持将60%的玻璃瓶订单交给当初“收留”她的贵阳二玻。

她说：“做人不能忘本。

当年我走投无路时，是贵阳二玻拉了我一把，没有当年的瓶子，就没有今天的老干妈。

”这一决定不仅解决了老干妈的供应链稳定性问题，还意外地“救活”了贵阳二玻，在90年代末国企倒闭潮中，贵阳二玻因为拥有了老干妈这个稳定且巨大的客户，不仅没有倒闭，反而发展壮大，后来，贵阳二玻的四条生产线中，有三条是专门为老干妈24小时运转的。

陶华碧没有上过学，不懂复杂的商业文件和管理知识，在公司成立初期，需要签字的文件，她只能在右上角画个圈来代替签名，后来在儿子的帮助下，才开始练习写自己的名字。

产品量产之后，如何卖出去是另一个难题；一开始，食品商店和食堂都不肯接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产品；陶华碧只能采用“先铺货，卖出后再收钱，卖不掉就退货”的笨办法，自己走街串巷去推销。

1997年6月，“老干妈麻辣酱”经过市场的检验，在贵阳市稳稳地站住了脚。

1997年8月，“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工人增加到200多人，工厂变成了公司，陶华碧发现自己“抓瞎”了，不识字，看不懂财务报表，写不了规章制度，甚至连政府下发的文件都读不懂，她形容自己当时是“赶鸭子上架”，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报表感到无从下手，意识到，靠她以前摆摊、开小店的“土办法”已经管不了这么大的企业了，必须引入科学的管理制度，将公司的管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上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进入当地知名企业参观，学习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以及规章制度是怎么制定的。

陶华碧虽然自己没文化，但她非常有自知之明，并且极度重视学习。

她对派出去的员工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单位不能这样。

你们这些娃娃出去后，都给我带点文化回来。

” 派出去的管理人员回来后，结合学到的知识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协助陶华碧（主要是协助她的大儿子李贵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这些“带回来的文化”帮助老干妈迅速从手工作坊式的管理，走上了科学化管理的道路，解决了财务、人事等方面的混乱，为公司后来的全国扩张打下了制度基础。

注册商标和打假风波- 【从1996年开始到1998年，老干妈多次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商标注册申请，可是，均以“‘干妈’为普通的人称称谓，故老干妈用作商标缺乏显著特征”的理由被驳回，可是，尽管华越公司的产品出自老干妈之后，尽管除了瓶贴上陶华碧的头像被换成了“刘湘球”的老太太头像、生产商为唐蒙食品厂与华越公司外，其余装潢包装甚至老干妈公司专门请人题写的“老干妈”字样，均原封不动照搬正品“老干妈”的设计，却在1998年第一次申请商标注册就获得成功，而此后，贵州老干妈才“委屈”地也获得了注册商标。

】 【从1997年后，假冒“老干妈”的产品多达五六十种，造假地遍及贵州、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老干妈一度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公司派出了一批又一批打假人员，打假太忙，顾不上吃饭，她就买两个馒头，用自家的豆豉辣椒拌着吃，造假者四处隐藏，为了找到证据，半夜三更也要出去侦查，在所有的假冒者中，湖南华越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最为“理直气壮”。

这是因为，他们有“合法”的注册商标。

】【马拉松一样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1年3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判决华越食品有限公司停止在风味豆豉产品上使用“老干妈”商品名称、停止使用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瓶贴相近似的瓶贴、赔偿贵阳“老干妈”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向贵阳“老干妈”公司致歉。

终审判决两年多后，国家商标局于2003年5月21日裁定：“老干妈”首先由贵阳“老干妈”公司使用于其生产的风味食品，核准注册贵阳“老干妈”公司的“老干妈”商标，驳回华越公司注册“老干妈”商标的申请。

撤销华越食品公司注册的“刘湘球老干妈及图”商标。

该诉讼，却在经济界和法律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王蒙等六大作家诉世纪互联著作权案、北大方正“陷阱取证”案、奥林匹克五环标志案等被并称为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十年经典案件。

】 老干妈在国内的营销渠道-构建“毛细血管”般的线下渠道：采用“大区域总经销+多层级分销”的模式，编织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从一线城市的大型商超到县城乡镇的夫妻老婆店，老干妈实现了极高的市场渗透率，覆盖了中国98%以上的县级市场，让“需要时就能买到”成为其核心竞争力。

到2000年左右，老干妈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稳固的生产体系和品牌知名度。

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寻求新的增长点成为企业发展的自然需求。

21世纪初，中国出国留学热潮兴起。

留学生们在海外难以适应当地饮食，对家乡味道有着强烈的渴望。

他们通过人肉携带等方式，将老干妈带出国门，使其在海外华人圈中迅速成为“硬通货”和“生存神器”。

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是老干妈出海最原始的驱动力。

陶华碧虽然不识字，但商业直觉极其敏锐。

她通过经销商和市场反馈，捕捉到了海外华人市场对辣酱的巨大需求，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开拓的“新大陆”。

2000年，老干妈开始正式酝酿海外市场，并着手准备相关资质；2001年，老干妈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注册，这是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关键一步。

同年，其产品也通过了日本的卫生检测，正式登陆日本市场。

这标志着老干妈从“民间携带”走向了“正规出口”。

初期，老干妈并未直接进入沃尔玛等主流超市，而是选择通过海外经销商，率先进入美国、欧洲等地的华人超市和亚洲食品超市。

这一阶段的定位非常清晰——满足海外华人的思乡胃，凭借“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的口碑，它在华人社区迅速站稳脚跟，积累了第一批忠实的种子用户。

随着留学生和美食博主的分享，老干妈开始突破华人圈层；YouTube、Instagram等平台上的美食博主自发试吃，创造了“老干妈拌沙拉”、“老干妈配冰淇淋”等新奇吃法，引发了病毒式传播；这种来自消费者的强大需求，吸引了沃尔玛（Walmart）、塔吉特（Target）等欧美主流商超的注意；它们主动联系老干妈，邀请其入驻；至此，老干妈完成了从“亚裔超市”到“主流商超”的自然跃迁。

2014年，陶华碧已经 67岁，当年白手起家从摆地摊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辣酱帝国”，数十年的高强度工作让她身心俱疲，而老干妈在国内市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营收突破40亿元，占据了绝对的市场龙头地位，在她看来，企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阶段，似乎到了可以“放权”的时候。

她希望自己的家族企业能够代代相传，于是将股份全部转给儿子们，长子李贵山负责销售，次子李妙行负责生产，分工明确，对儿子们的期望是“好好做人，好好经商”，并反复强调“不贷款、不参股、不融资、不上市”。

结果：二代接班后，为了控制成本，将核心原料贵州辣椒更换为更便宜的河南辣椒，并简化了部分人工酿造工艺。

这导致产品风味发生明显变化，引发了消费者大规模的“变味”吐槽，品牌口碑严重受损。

受口碑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老干妈的营收从2016年起增长停滞，并在2021年出现断崖式下跌，从2020年的54.03亿元骤降至42.01亿元，跌出贵州民营企业前十。

虎邦、川娃子、饭扫光等新兴品牌凭借差异化定位（如外卖场景、烧椒酱单品）和线上营销迅速崛起，不断蚕食老干妈的市场份额；老干妈曾尝试通过直播带货、社交媒体营销等方式触达年轻消费者，但效果不佳。

例如，2022年尝试的直播带货反响平平，线上营销的投入产出比远低于预期。

2019年，72岁的陶华碧重新出山，果断换回贵州辣椒，并销毁了一批风味有偏差的产品，以铁腕手段重建产品品质和消费者信任。

老干妈选择“退网”，主动退出效果不佳的线上营销战场，转而全力巩固其强大的线下渠道和核心产品。

这一“反内卷”的策略使其避开了高昂的流量成本，稳住了基本盘。

随着品质回归和战略聚焦，老干妈业绩自2022年起连续三年回升。

2024年营收达到53.91亿元，已无限接近历史峰值。

海外市场持续发力，截至2024年已销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30%，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于民营企业，陶华碧讲过一段话：“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生意，实实在在地，脚踏实地地，把你的产品做好，不要去弄虚作假，消费者吃了也放心，代理商卖着也放心，所以这些年轻人我都讲了，好好生生地做，打一壁铁江山出来，多好呢。

所以我们自己要争气，给国家也要争气，也要争光。

” 陶华碧的创举：创立之初就为公司确立了著名的“三不”原则，成为其独特的商业哲学：不贷款：坚持用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依赖银行贷款。

不融资：不引入外部资本，保持企业的独立性和家族控制。

不上市：她认为上市是“欺骗股民的钱”，坚持踏踏实实做实业。

非常重视纳税，认为这是光荣的事；曾因税务部门的工作失误导致公司纳税排名下降，她当众据理力争，最终拿回了第一名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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