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女神号的航行与服役纪实(第十八章-译文)

• 我们过往认为的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 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大清是什么样子的？
• 当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第十八章 强渡百老汇：深入未至之境与大清内河的秘密

注：译文章节标题及章节标题为盒子君自拟

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

兵不血刃：内皮尔炮台的陷落与黄埔环岛

义律上校此刻向海陆军总司令提出请求，希望在测试出省方官员的真实态度之前，不再向广州城做进一步的军事推进。

然而，所有通过私下渠道收集到的情报都倾向于表明，进一步的拖延不仅无用，甚至可能有害。

因此，休战期一满，“复仇女神号”便受命升起宽大的指挥旗，载着义律上校、海军准将（伯麦）和陆军少将（郭富）及各自的随员，溯流而上直抵浩官炮台（Howqua's Fort）。先遣分舰队的另外几艘战舰已在该处抛锚。随之，白旗被降下，针对上游不远处的内皮尔炮台（Napier's Fort）的进攻部署随即展开。

在炮台下方不远处，河床被两道密集的木桩彻底阻断，完全从一岸延伸至另一岸。桩间填沉了戎克船（Junks）以加固，航道里还被投掷了巨石和其他障碍物进一步封堵。两岸还建有新建的泥土侧翼炮台，尚未完全完工，原本计划安装35门和44门大炮。

如果这些阵地人员齐备、武装充足，本可以进行顽强的抵抗。但现实并非如此；这里的守将显然倾向于表现出与其下游浩官炮台的战友同样的“顺从”姿态，因此未做任何抵抗。事实上，守军在放完炮后——这也是他们预先暗示过的意图——便全员成功逃离了。

“硫磺号”在分舰队部分小艇的伴随下率先赶到并占领了炮台，“复仇女神号”载着准将和其他船只紧随其后。陆军少将曾派出一支分遣队迂回，试图从后方攻取侧翼炮台；但鉴于该处已无防守，且行军需穿过泥泞的沼泽稻田和无数沟渠，过程极不愉快且已无必要，他们便撤回到了下方的庙宇中。

下午，“复仇女神号”载着准将和义律上校顺流返回黄埔，但途中经过了黄埔岛的西侧，即被称为“提琴手河段”（Fiddler's Reach）的航道；因此，该舰在这一天内实际上完成了对黄埔岛的环岛航行——上行经由东侧的长洲河（Junk River），下行经由西侧的提琴手河段，从而证明了这两条航道对于吃水较浅的船只而言均是可通行的。

盒子君附图：珠江水道地图，图中有复仇女神号探索的河道标注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即广州陷落后，当我们阻止清军在黄埔下游重建或扩展防御时，他们却倾尽全力着手加强该岛上游的阵地。在战争结束前，他们不仅以更坚固的方式重建了内皮尔炮台，还按照比以往任何尝试都更优越的方案防御了那一段河道。

他们新建了三座巨大的石砌炮台，旨在控制这一段河流的航运：两座分别位于内皮尔炮台对岸的河流两岸，另一座位于下游约半英里处，即河流被木桩强力封锁的位置。

从江面上看，所有这些新炮台都显得极其令人生畏，完全由石头砌成，高度可观，设计安装近两百门大炮。所有这些新工事的结构都优于以往在中国见到的任何工事；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工事是在某些欧洲工程师的建议或协助下建造的。

但是，正如中国常见的做法一样，炮台的后方几乎完全不设防，只有一道石墙；若非沟渠和稻田会阻碍敌人从该侧推进并给火炮运输带来困难，这些炮台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攻取。

琦善的流放与义律的“死锁令”

此次因义律上校的请求而再次出现的短暂行动暂停，恰好符合中方关于最“和平”意图的慷慨保证。

然而，他们的行动与言辞完全不符。已确切查明，广州上游几英里处正在准备大量的火攻船；城市周围，特别是其后方的高地上，正在修筑新工事；人们正在将财产搬离城市，且任何贵重物资都不被允许带入城内。

伯麦准将明确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必须迅速采取攻打广州本身的措施；尽管他对外逃官员遗弃城市、导致毫无管束的暴民（该地民众素以此恶名著称）可能引发的暴行感到痛惜。陆军少将随后下到威远岛与准将汇合，并在那里策划了未来的行动方案。

大约在这个时候，职权已止的琦善带着耻辱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以接受对他“叛国行为”（他不幸的战败现在被如此称呼）的审判。结果是他被彻底革职，其价值连城的巨额家产全部被充公，本人被流放到寒冷的鞑靼地区（Tartary，指黑龙江等地）。

3月10日，义律上校（此时已去澳门）通过“复仇女神号”向虎门的准将发来急件，原因是发现大清当局竟然发布公告，给所有非英国船只发放通行证，允许它们溯流而上至黄埔进行贸易。这种公开的挑衅行为不能被忽视，义律上校本人似乎也被这一举动所表现出的敌对情绪所触动。

因此，一份通告随即发布，大意为：“鉴于广州港从入口到尽头均处于英国女王陛下军队的军事占领之下，除非获得英军总司令批准，任何船只不得进入该河；此外，广州城及贸易将被实施严密封锁，直到所有外国贸易都获得完全平等的待遇，无一例外。”

事实上，我们的忍让被误读了：他们将其视为虚弱的信号，而非其本质——一种源于强大实力的慈悲。

深入未至之境：强渡“百老汇”水道

大概正是因为感到必须给中国人以某种能够产生直接震慑的打击，义律上校将目光投向了本次战役中构思最大胆、执行最成功的行动之一。这似乎是他的突发灵感；当发现当时澳门的高级军官、萨马朗号（Samarang）的斯考特舰长（Captain Scott）以及“复仇女神号”的霍尔舰长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时，他们决定刻不容缓。

最重要的是，此事被严格保密；因此没有任何关于新计划的信息传到澳门的任何居民（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中国人）耳中。

我所指的这次行动，后来作为“复仇女神号”在三艘小艇（两艘属于萨马朗号，一艘属于阿塔兰忒号）伴随下强渡百老汇水道（Broadway）、内河水道（Inner Passage）或澳门水道（Macao Passage，它拥有所有这些名称）而广为人知。这条通道从澳门直通广州，但此前仅供本地船只通行；事实上，其他船只也不被允许通过。这是“复仇女神号”众多展示浅水铁壳蒸汽船在未探索河流沿线进行敌对行动之巨大优势的机会之一。

盒子君附图：珠江地图

必须指出的是，这条错综复杂的通道以前从未有欧洲船只或小艇通过，中国人自己也认为由于航道浅且复杂，加上两岸人工防御工事的数量和强度，外国人是无法进入的。

或许它很难被称为一条独立的河流，而应被视为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随处可见的无数水道之一；它们分流再汇合，有时接纳大支流，有时分出支流，此处与其他河流相通，彼处甚至横穿而过。对于其中许多水道，很难确定它们究竟是独立的河流、支流，还是仅仅连接彼此的水渠。

简而言之，特别是关于广州周围的地区，整片土地似乎被这些水道反复分割，形成一种流动的网络，包裹着它滋养和再生的土壤。其中许多水道，即便在中国人中间，也只有那些以此为生、并以船为家极少上岸的人才知道。

离开澳门锚地，向正西方向航行，经过城镇和其后的内港入口，便进入了一条直但颇浅的航道，沿着名为对联山（Twee-Lien-Shan，即大横琴/小横琴一带）的岛屿南岸继续延伸。

到达其西端（距澳门约4英里）后，很快便进入一条河流的河口，该河宽阔但水浅，随着向西北方向上溯，由于两岸逐渐收缩，河道变窄。这就是百老汇水道或内河水道的入口。很快可以看到两岸有几个开口，可能是汇入大河道的小河或溪流的河口。内河水道真正的入口始于距对联山岛西端约6英里处，但其狭窄部分还要再往前约4英里。

现在让我们想象自己于3月13日凌晨3点在澳门锚地登上了“复仇女神号”，所有安排已于前一日完成。义律上校及其随员已经在船上；指挥此次部队的斯考特舰长正与其他军官站在后甲板上，急切地等待出发，而萨马朗号和阿塔兰忒号的小艇已系在船尾。

我们也不能忘记记录，贸易副监督庄士敦先生（Mr. Johnston，注，不是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以及不知疲倦的翻译官兼秘书马礼逊先生（Mr. Morrison）和托姆先生（Mr. Thom）——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服务价值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也随船参加了这次远征。

悄无声息地离开澳门城，整个世界仍在沉睡中对这一行动毫无察觉，他们很快遇到了一艘抛锚的大戎克船，幸运地从中“请”到了一名引水员——这名船员被带出来时并不情愿。

起初这可怜的家伙非常害怕，但发现自己受到优待、有吃有喝且被许诺给予丰厚报酬后，他很快便安于现状，并在全程表现良好。在白天，他似乎对蒸汽船或他自己同胞的开火都不太在意，并在他知识范围内非常准确地为船只引航。

首战磨刀炮台与Tei-yat-kok的交锋

起初进展缓慢，因为水深对于一艘600多吨的船来说往往不超过5英尺！事实上，引水员本人也坚称船只是无法通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入口处的水深并不像霍斯伯格（Horsburgh）海图中部分标注的那样深。然而，船继续前进，未被泥沼、沙滩、水流或河流的浅度所阻滞。

天已大亮；八点钟时，船只看到右舷有一座炮台，位于河左岸的一个小海角上。它叫磨刀炮台（Motow），位于主航道分为两支的地点下方一段距离处。

半小时后，“复仇女神号”已足够接近，并在炮台南侧占据了一个位置，可以直接射入炮台内部，而敌人的大炮没有任何一门能转向它；事实上，它对该阵地进行了纵向射击。于是，清军弃守炮台，并在看到小艇出发进攻他们时加速逃离。该地随即被占领，各类建筑被放火焚烧，13门大炮被破坏。小艇船员约一小时后回到“复仇女神号”，船只随即刻不容缓地继续航程。

再往前约4英里，在河流因分流而变得更窄的地方上方，发现了第二座炮台，同样位于左岸。阵地位置选得很好，位于距河边一段距离的高地上，控制着前方整个河湾。它是泥土建造的，但四周几乎都有被淹没的稻田保护。

这一次，当“复仇女神号”绕过一个突出的岬角进入上述河段时，清军率先开火。起初他们的火力非常猛烈，大概是将所有大炮都预先瞄准了某一个点。蒸汽船用实心弹、炮弹和火箭进行了极其有效的还击，（正如斯考特舰长在官方报告中所述）火箭的投射精准度惊人。

小艇再次在河岸高地的掩护下出发登陆，意图侧翼包抄该阵地；但清军立刻放弃了工事；尽管如果他们抵抗进攻，本可以对我方造成严重伤亡，因为进攻分队只能沿着狭窄的堤道排成单列纵队接近炮台。工事随即被占领，发现安装有12或14门炮，这些炮当然被摧毁了，炮台内的棚屋和建筑也被摧毁，不过这些都是近期建造的临时性建筑。

在返回蒸汽船之前，小艇划到对岸，摧毁了一座大型官署（chop-house）和军事仓库。上述炮台或野战工事名为Tei-yat-kok。在此处，船上又带上了几名中国人作为引水员，以便更好地在接下来要通过的航道中航行。

追猎战船：石闸门的激战与“穿针引线”

他们沿河再向上航行了很短一段距离，令所有人欣喜的是，他们发现了9艘清军战船正在前方相当远的地方航行，于是立刻全速追击。

随着每一英里的推进，人们的兴趣和兴奋感都在增加，因为这让他们得出结论：中国人对防御的准备比预期的要充分得多。确实，值得注意的是，一条从未被外国人探索过的通道，竟然被发现处于备战状态，既有历史悠久的坚固炮台，也有近期建造的临时工事。

进入最先发现戎克船的河湾时，发现了一座相当大的石砌炮台，名为石闸门，紧靠河右岸（上行方向的左手边）。在炮台前方，完全处于其火力控制之下，河道被木桩横断，阻碍航行。但工程显然尚未完工，中间还留有一个狭窄的开口，那些戎克船刚刚穿过这里，以便在另一侧占据他们认为更安全的位置。该炮台安装有14或15门炮。紧邻它还有另一座较小的未完工土炮台，没有大炮，但有10个射击孔。

这里又是清军率先从炮台和戎克船上开火；但“复仇女神号”以精准和快速的火力还击，在火力掩护下，小艇出发强攻炮台。这并未遇到太多困难便完成了。

随着炮台陷落，木桩通道已无险可守，仅剩那些战船孤悬于此。然而，目睹据点顷刻易手，又见我方小艇穿过木桩步步紧逼，清军水手顿时惊恐万状。九艘战船中，竟有七艘被船员直接冲上滩涂；他们随即跳水逃生，将这些战船拱手让予我们处置。

正当小艇上前接收时，左岸距离领头戎克船仅100多码处的一座野战工事突然用葡萄弹向他们开火。由于戎克船已被遗弃，鲍尔中尉（Lieut. Bower）率领的一支强力分队立即登陆，通过绕到其后方攻占了该工事，正如中国防御工事常见的那样，其后方几乎不设防。这个地方叫飞鼠角（Fie-shu-kok），连同安装在上面的7门炮一起被放火摧毁。那些战船也同样被点燃，并在不久后爆炸。但那两艘没有冲滩的战船设法成功逃脱。

在进行这些行动的同时，霍尔舰长巧妙地驾驶蒸汽船穿过了戎克船刚刚通过的木桩开口，该开口仅勉强容纳它的明轮护罩通过。此时涨潮水流极快，因此船是顺流漂过通道的，通过小锚和缆绳来稳定船身，其中两根缆绳被砍断留在身后。

蒸汽船随即在飞鼠角对面与小艇会师。待彻底捣毁了所有战船与工事后，舰队刻不容缓，决定继续溯流追击，誓要截获那两艘漏网的戎克船。此役共计摧毁岸炮21门、船炮28门；然而，相比于单纯毁弃这些火炮，这一连串雷霆行动对整个周边地区所造成的心理震慑，才是更为深远的战果。

香山奇观：万人围观下的“文明过境”

下午三点半，他们抵达了巨大的贸易城镇香山（Heong-Shan，今中山市），再往上游约五六英里处。河流径直穿过城镇中心，因此他们意外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重要的内陆城镇中心，如果他们想，他们完全有能力对密集且看似无害的居民造成严重伤害。

但如前所述，由于马礼逊先生和托姆先生的协助，许多屠戮得以避免。义律上校也极力避免农民或仅仅是旁观者被卷入；他有时甚至允许清兵逃跑，而不愿冒伤害无辜的风险。其目标是尽可能将敌对行动限制在大清政府的仆役和财产上，而不伤害百姓。

这一政策的良好效果很快显现出来。这个人口稠密城镇的居民似乎对蒸汽船的逼近并无太多恐惧，与其说是对敌对意图感到恐慌，不如说是对其结构和移动动力感到好奇和惊讶。

人们涌上河岸；屋顶和周围的小山上挤满了好奇的注视者，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成百上千的商船和各类船只（大多是其主人的唯一家园）挤满了城镇两岸的河道，甚至延伸到城镇上下游。

河道狭窄，船只停泊得如此密集，以至于留下的唯一通道就在河流正中央，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留出了一条刚好够蒸汽船通过的清道，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避免撞上两边的戎克船。

非常奇怪的是，这么多的人居然毫无恐惧，特别是他们完全可以看到这艘蒸汽船正在追击两艘先行逃跑的清军战船，后面还跟着几艘官船，城里的官员正惊恐万状地试图乘船逃跑。

其中一艘战船眼见无法甩脱身后疾驰而来的蒸汽船，索性在城镇上游不远处冲滩搁浅。船员们随即跳水逃生，堪堪抢在蒸汽船赶到前一刻逃之夭夭。

英军迅速登船，发现其载有4门火炮，旋即将其点燃引爆。此时，附近的群山上可见大量清兵正在集结，似乎企图冲下山来发动攻击；然而，只需向队伍中发射一两发炮弹，便足以令其作鸟兽散。

就在这一刻，前方仅两百码处被树木遮蔽的一个隐蔽炮台因鲁莽地向蒸汽船开火而暴露了自己；这已不是小型炮台或野战工事因发射无用的火药制造烟雾而暴露自己的唯一案例，若非如此，它们本可以未被发现且完好无损地被放过。

火力被立即还击，并掩护了萨马朗号的海军陆战队乘小艇登陆强攻工事。里面发现了8门炮，连同建筑和弹药库当然都被摧毁了。此地名为双闸（Sheongchap），位于河流分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支汇合）处的下方。

此时已过下午六点，鉴于全员自凌晨三点以来已进行了非常繁重的一天战斗，大家认为应当抛锚过夜。

“复仇女神号”在通过双闸一小段距离后，发现水位变得非常浅，因此停泊过夜。航道如此狭窄，以至于几乎无法将船掉头，甚至将船头硬顶上河岸也难以做到。船只进行了首尾系泊，整夜以此状态停泊，并在周围以此布置了警戒艇，以防任何偷袭企图。

江口炮台与“拔牙手术”：工业力量的暴力美学

第二天早晨，即14日，“复仇女神号”继续沿着看似主航道的方向上溯，但河水变得极浅，令人怀疑她还能前进多远；水深很少超过6英尺，许多地方只有5英尺，以至于它经常不得不强行在泥浆中推进。没有空间让它完全掉头，操控它的唯一方式是有时将船头尽可能推入河岸，有时是船尾；而其他时候，很难说它是在淹没的稻田上行驶，还是在河道中行驶。这引发了一句水手们有时津津乐道的诙谐评论，说这将是“经陆路回英国的新方法”。

在仅仅前进了三四英里后，出现了一个村庄，旁边（且位置稍高）有一座炮台。后来发现此地名为江口（Kong-How）。在炮台对面，发现河流再次被木桩封锁，比石闸门处的更为坚固；同样，它也被炮台的火力所控制。

“复仇女神号”一进入有效射程，便对炮台猛烈开火，清军予以还击。小艇照常出发；但海军陆战队和水手一登陆，中国人便混乱地弃守了炮台。

在炮台的上侧，发现有新堆积的沙袋靠在墙上，仿佛清军曾预计进攻会从那一侧发起；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会有人试图探索这些通道，但他们以为进攻会来自大角头方向，而不是澳门方向。工事及其9门炮和弹药库随后被一次性炸毁。

现在剩下的主要障碍是比所有炮台加起来或其他任何已遇到的阻碍都更麻烦的东西。

横断河流的木桩线宽度不少于20英尺，或者说是一道双重桩线，中间填满了装载石头的大型沉船。需要巨大的劳力和毅力才能拔出足够的木桩，以清理出一条足够宽的通道让蒸汽船通过。

这在经过4小时的艰苦工作后才得以完成，奇怪的是，中国农民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自愿前来协助，甚至敢于登上蒸汽船本身。 毫无疑问，这是未对这支小远征队经过的乡村百姓或居民造成任何伤害的良好结果之一。

在这个障碍物上方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大型官署或官员驻地，外面停着一艘官船。向主建筑发射的一发炮弹很快驱赶出了所有在其中避难的士兵——可能是官员的卫队。

小艇随后靠岸，很快摧毁了所有建筑及官船、一门炮和两支抬枪。蒸汽船不可能拖带任何小艇或戎克船，因为它不断触底，经常要强行穿过泥浆，如果有任何额外负担根本无法前进；因此它们都被销毁了。

一旦小艇从岸上任务返回，蒸汽船便再次推进，水深开始增加；因此在六点半时，它得以在5英寻（30英尺）的水深中抛锚过夜。从这点可以看到珠江中高耸的烂角山（Lankeet rock），方位正东，距离不远。

(技术附注：关于如何拔桩，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多种模式。对于打得不牢的桩，只需将缆绳系在桩顶并连在蒸汽船上，船只倒车即可将其逐一拔出；但这过程乏味。有时缆绳被绕过横跨河流的一排十根或十二根桩，连成一线，但每对之间留有几英寻的松弛绳索。缆绳末端连在蒸汽船上，留出相当长度，然后全速倒车。获得的动量足以猛地拔出第一根桩；由于它已连在下一根上，且有松弛绳索缓冲，蒸汽船持续倒车的力量足以将下一根也猛地拔出；如此全速后退，蒸汽船将它们一根接一根地全部拔出，虽然连在一起，但冲击力一次只作用于一根。)

(对于打得较深或河床粘性大的桩，必须用通向桅杆顶部的滑车组（luff-tackle）将其垂直拔出。通过来回拉动使桩逐渐松动；为此，链条吊索被套在桩头，系上缆绳后引向甲板后方；通过向不同方向拉动——有时这边有时那边——桩最终像拔牙一样被完全拔出。操作期间，蒸汽船的船头几乎贴近木桩，并由船尾伸向河岸的缆绳固定船身。关键似乎在于对蒸汽船本身的操控，以便在正确的时刻向正确的方向施力。)

谁是真正的敌人？——大清帝国的“内溃”

15日早晨，在前进约3英里后，左岸出现了一个名为大洲（Tamchow）的大村庄。这里观察到一队火绳枪兵正沿着河岸蹲伏，试图潜行通过。几轮滑膛枪射击立刻驱散了他们。

蒸汽船再次继续航程，两小时内未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事物，随后到达左岸的一个大镇（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在左岸），名为紫泥（Tsenei），位于一个叫Kwam的地方上方，附近经过了两三座被拆除和废弃的炮台。

在这里，海关（chop or custom-house，也是某种军事站）被放火烧毁。一艘装有7门炮的大型战船（可能是之前逃脱的那一艘）也被捕获并炸毁，船员在“魔鬼船”逼近时弃船逃跑了。

在此点之上，航道再次变得非常狭窄和浅。中国引水员此刻宣称蒸汽船不可能再往上走了，因为通道只够小艇通行。在接近一个叫韦涌（Weichung）的小地方时，“复仇女神号”最终被迫停止沿该方向继续前进的尝试，特别是此时正值退潮。两岸可以看到其他几条航道，其中一条特别显眼地通向东面，即黄埔下方的珠江主航道方向。因此，决定沿后一条支流航行，以便尽可能与先遣分舰队汇合。

在这段短程航行中，经过了一座设有围墙的大型城镇，距离不到半英里，通过一条运河与河道相连，可以看到运河穿过一个大拱门或桥梁进入城镇。上面聚集了大量人群观看蒸汽船的行进。

周围的乡村耕种得极好，农民们正忙于农事，似乎毫无恐惧。不久之后，“复仇女神号”发现自己进入了大河，距离二道滩的塔非常近，并随即刻不容缓地前往与停泊在黄埔河段的轻型分舰队汇合，接受了各方的祝贺。义律上校及其随员随后离开“复仇女神号”，登上了赫伯特舰长的“卡利俄佩号”。

这样结束了这次为期三天、在百老汇水道中进行的独特且高度成功的远征；在此期间，在斯考特舰长的指挥下，蒸汽船在上述小艇和萨马朗号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下，对敌人进行了大量的破坏和袭扰。

这一辉煌战绩，哪怕作为单舰在整个战役中的总贡献，也足以令人自豪。斯考特舰长最先承认并公开表彰了“复仇女神号”在此次行动中的卓越贡献，全程目睹的义律上校也对此高度背书。准将在公开急件中亦对其给予了赞赏。同样值得铭记的是，该舰全体军官以高尚的献身精神共担艰险；而“萨马朗号”和“阿塔兰忒号”小艇的官兵同样表现抢眼，并在登岸作战中大显身手。

此次远征成果斐然，不仅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的洞察，更让我们对中国人的资源实力做出了更为精准的评估——要知道，这里距澳门仅咫尺之遥。

诚然，考虑到欧洲人寓居澳门已久，竟对周边环境如此一无所知，着实令人惊诧。我们发现，水道两岸土地肥沃，精耕细作；村落之畔，河岸皆被辟为井井有条的园圃。目之所及，无不洋溢着一种安适富庶与勤勉兴旺的气息。

当地民众总体上展现出的那种和平、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态度，以及他们克制不做任何敌对示威的表现，着实值得玩味。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就在战区边缘，必然听说过、甚至亲眼目睹过虎门、穿鼻和第一道滩的惨烈战事。这种不可思议的安宁，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礼逊先生和托姆先生的不可或缺的贡献。正是凭借对中国百姓性格的精准把握，他们懂的如何消除民众的恐慌，甚至成功争取到了他们的善意协助。

在这场深入腹地的冒险中，我方仅有三人受伤。而战果则包括：彻底捣毁大炮115门、战船9艘；此外，还攻占并焚毁了数艘武装官船、6座炮台、3处政府海关或兵站，以及附属的营房和弹药库。

此刻，一个简单却极其自然的问题浮出水面： 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是在这些欧洲人从不涉足、甚至只知其名不知其所的内河航道中，中国人也部署了充足的防御手段。这些工事不仅有新建的，许多显然已存在良久。但这究竟是防谁的？中国政府并未与邻国交战；他们也不可能是为了防御那些与广州贸易的外国人——后者通常表现得非常“恭顺”。退一步讲，即便洋人早有开战之意，其锋芒也只会指向保护黄埔主航道的虎门要塞。无论如何，这条百老汇水道太浅且错综复杂，容不下大船通过；事实也证明，连“复仇女神号”都在其上游寸步难行。

那么，这些众多的炮台究竟意欲何为？ 政府或许认为占领战略要地有助于镇压本国人民的暴动或抗税——在专制而顺从的中国，这类骚乱其实并不罕见。 但这更可能是为了防御“内河”，以遏制海盗或“水勇”（Water Braves）的危险入侵。这些人一直是侵扰中国沿海的毒瘤，是商业的大敌，也是政府不安的源头。在一个拥有如此庞大水上人口的国家——无论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运河河流上，还是栖息在广阔海岸与岛屿间——海盗（葡萄牙人称之为Ladrones）的泛滥成灾，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生计往往维艰，需小心勤奋方能糊口；加之政府虽然敕令浮夸，实则外强中干。这两者结合，使得从事海盗活动的诱惑变得无法抗拒。 在许多情况下，无力的政府甚至被迫安抚或收买这些掠夺者。尽管官方尽了一切努力镇压，海盗从未停止过对沿海的侵扰。诱惑无处不在，那些靠走私为生的亡命之徒，随时准备在时机有利时转行做起无本买卖。因此，海盗长期以来变得大胆、进取且组织严密，并在针对自己同胞的劫掠中屡屡得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不久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土匪、希腊的克莱夫特（Klephts），或是过去昂斯洛荒原（Hounslow Heath）的强盗一样——中国的海盗几个世纪以来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就是‘天朝帝国’的劫匪——只不过在这里，是生存在奔流的江河上的劫匪。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百老汇水道中几乎所有的防御工事，其假想敌更多是中国人自己，而非外国人。 这一假设得到了事实的印证：即便在“复仇女神号”短暂的远征期间，我们也能在远处清晰地看到成群的强盗和满载可疑人员的船只，正试图利用恐慌持续的每一个机会，趁火打劫自己的同胞。 

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此次以及许多其他场合，中国百姓从自己同胞的暴行中遭受的苦难，远甚于他们在战争期间从外国敌人手中遭遇的任何伤害。我们也目睹了许多滑稽而悲惨的场面：几伙中国劫匪意外相遇，为了争夺彼此的战利品而火拼；而就在关键时刻，第三方或许会介入，坐收渔利；甚至这些人反过来也会在带着战利品逃跑前，被另一伙新来的人洗劫一空。

事实上，战争本身瓦解了中国的治安，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威。在敌对行动持续期间，整个沿海地区的走私、抢劫和成倍增长的暴行从未如此猖獗。 在珠江附近，暴行愈演愈烈，以至于渔民们不得不联合自卫，武装起来。但讽刺的是，这些起初怀着保护财产初衷的人，最终在许多情况下也被诱惑，变得几乎和正规海盗一样奸诈。 有些人甚至受政府赏金的驱使，大胆攻击外国人；另一些人发现自己实力增强后，变成了私盐贩子和鸦片走私者；其他人则根据情况，在商人、走私客、强盗和从犯之间灵活切换。

最终，秘密会社形成了——一种“犯罪的共济会”（freemasonry of crime）建立了起来。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已获得如此严密的组织，以至于在香港或澳门附近活动变得极度危险。他们甚至向商船兜售通行证，通过收取每月的“保护费”来免除掠夺，然而即便交了钱，安全也未必能得到保障。

香港本身也面临这些大胆匪徒的日常威胁。鉴于只有英中两国政府的合作才能有效终结这种暴行，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曾向大清当局提出过联合剿匪的建议。 仅靠英国巡洋舰很难抓到他们，因为欧式的外形和索具在远处太容易辨认，让海盗有充足的时间逃跑。因此英方建议：建造和装备一批航速快的船只，完全仿照中国样式（使用席帆等），配备精良武器，并主要由英方人员操控，以便在海盗未察觉时突袭。 关于两国合作，还有各种其他建议。 然而，可能出于恐惧、嫉妒，或许还夹杂着傲慢，这些提议被中国政府礼貌而恭敬地婉言谢绝了。他们宣称：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天朝自有办法采取有效措施，来终结珠江口这一沉重的烦恼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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