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女神号的航行与服役纪实(第二十章-译文)

• 我们过往认为的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 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大清是什么样子的？
• 当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十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谎言、鸦片与第二次广州之战的前奏

注：译文章节标题及章节标题为盒子君自拟

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

1841年3月20日，义律上校在广州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仅是与三位新任钦差大臣中的一位——参赞大臣杨芳签订的。事实上，当时只有他一人抵达广州。首席钦差大臣奕山及其副手隆文，直到约三周后才带着大批装备简陋、组织松散的八旗兵赶到。对于此前发生的一切，这一消息肯定让他们震惊得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广州的贸易活动虽然谨慎，却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人们普遍相信，这种表面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地平线上不断积聚的风暴，正在向所有关注时局的人发出警告：赶紧收拾家当，准备后事。

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清军在广州上游某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大规模备战。

但直到五月份第二次攻打广州时，其确切位置才被发现。据说无数火攻船正在建造，战船在整备，军队在集结。几乎没人怀疑，一旦主要的商业交易（这对中外双方都至关重要）完成，战端必将重开。（盒子君注：指当时正在进行的茶叶贸易季节。英国人急着要把当季收购的茶叶运回国，这关乎巨额利润和英国政府的税收，中国行商和茶农急着要把茶叶卖出去换银子）

令欧洲侨民感到欣慰的是，大部分皇家海军舰船都停泊在黄埔或附近，许多可以迅速支援广州；此外，“莫德斯特号”、“阿尔吉利号”、“风信子号”和“先驱号”仍停泊在离城更近的地方——停战之后，它们仅仅撤到了距离广州两英里的澳门水道（Macao passage）。

广州之战地图

伯麦离职与义律的“迷之自信”

此时，“复仇女神号”已南下澳门，送回了义律及其随员，并利用这短暂的间歇进行必要的维修。伯麦准将认为有必要亲自前往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汇报局势并请求增援。他于3月31日左右乘坐东印度公司的“女王号”蒸汽船启程，并在离任期间将海军指挥权移交给勒·弗莱明·森豪斯爵士（Sir Le Fleming Senhouse）。

停战初期，城内的本地居民和商贩（尽管有些人已完全撤离）似乎恢复了一些信心，继续着日常营生。官府发布告示安抚人心，直到他们那几乎不再掩饰的复仇计划实施的当天，当局仍不断向中外居民发出类似的和平保证。

4月5日，义律再次回到广州商馆。在他短暂停留的十到十二天里，大清官员和新任钦差成功地蒙蔽了这位全权代表，让他对清方的所有敌意视而不见。义律甚至公开发表声明，称他对清方“所有关于诚意的保证及其履行承诺的意愿感到完全满意”。

在他4月16日再次离开广州的前一天，他又在一份公开告示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份告示虽然名义上是写给中国百姓的，但也旨在安抚那些无法自行判断局势的英国同胞）。此外，他还向森豪斯爵士保证：“他对广州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任何担忧。”

次日义律离开商馆返回澳门，但在走之前，他还是敦促森豪斯爵士将舰船撤离城市更远一些。他要求沙面前的舰船撤至澳门炮台，以示和平诚意；他还建议指挥官们应表现出对大清政府的适当尊重，在百姓面前尽力维护其体面，“但同时也必须让对方时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背信弃义都将遭到立即的打击。”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外国侨民对战端重开的担忧减少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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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在眼皮底下的备战

局势曾有过极其短暂的好转，但新军很快开始涌入城市。一些本地人后来承认，他们早就知道：暗地里正在铸造新炮，各项大规模准备工作都在极其隐秘地进行，显然是为了策划某种突如其来的爆发。

4月17日义律离开广州前，似乎决心对河道内的鸦片贸易采取行动。他请求森豪斯爵士阻止任何未持有全权代表签发通行证的小船进入虎门以内的河道。这些通行证只发给那些能向他保证只从事客运、信件或补给运输的船只。外国人需通过本国领事申请。义律保留随时取消通行证的权力，一旦他认为这是“履行协议所必需的”；此外，任何被证明从事“危险勾当”（即干扰停战和破坏正常贸易）的船只将被强行驱逐出河道。

这当然只能是指鸦片贸易。整个安排似乎是义律与大清当局精心策划的默契：他甚至从广州知府那里搞到了盖有官印的执照，亲自发给那些持有他通行证的船只。这些船只凭此可免受大清海关或其他官员的任何检查。

让人忍不住要说的是，这个措施给了大清当局天大的便宜，却让我们完全迷失了核心目标。中国人赢得了一步关键棋：他们成功地将贸易之外的所有政治问题统统抹杀，处心积虑地将鸦片贸易包装成整场冲突的万恶之源（fons et origo）。

而义律在此事上的主动配合，无异于给对方递了把刀——这让大清当局在国人、乃至那些不明真相的远方外国人眼中，成功地洗白了自己，让他们之前那些荒谬且暴戾的行径，竟然变得师出有名了。

而在我方，这往往导致那个更重要的问题被边缘化——即女王陛下在御座演说中宣告的：“要求对帝国官员加诸其臣民的伤害，以及对其王室代理人（正是义律本人！）的侮辱进行赔偿和纠正。” 这让我们忽略了对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所受的侮辱，忽略了自东印度公司垄断废除以来所有涉华人员所受的屈辱。它忽视了每一个曾被囚禁、被侮辱、被饥饿逼迫做出无权做出的让步的人心中那正当的愤慨。

诚然，在这个阶段，争端似乎陷入了无尽的死结。但我们必须始终考量对手的性格，其重要性不亚于问题本身。毫无疑问，当时我们对中国人、特别是其官员性格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事实上，从3月18日广州第一次陷落到5月26日第二次投降（赎城协议）之间的这段时期，双方都在采取权宜之计：

• 中方：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更有效的抵抗，并缓解眼前的“压力”。

• 英方：为了完成当季的商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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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怒火与八旗兵的集结

停战初期，商馆区曾驻扎了一队海军陆战队，但随着义律的“安民告示”发布，他们被撤走了。此前，大清内部通常存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现在，“剿灭派”完全占了上风。他们听说英军主力即将北上作战，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心。

事实上，英军确实有此打算（后文将述），但因广州的备战报告和即将爆发的冲突而推迟。

道光皇帝对所有沿海地区发布的诏令继续散发着绝不妥协的战争气息。浙江巡抚、德高望重的伊里布因允许蛮夷根据琦善条约从舟山撤退，而不是用武力将其驱逐并歼灭，而遭到严厉斥责。

到了5月初，战端重开似乎已不可避免。“哥伦拜恩号”（Columbine）带回的北方情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清军正在备战，浙江当局拒绝接收克拉克舰长奉命递送的信函。

更糟糕的是，广州传来情报：4月30日，不下40艘船只载着至少2000名士兵经过商馆前，在海珠炮台附近登陆进城。面对义律的质询，广州知府给出了极其敷衍的答复。

几天后，有确切报告称：在广州的英国人将遭到突然袭击，所有财产将被摧毁。 5月8日，又有70多艘船载着整整3000名士兵经过商馆进城，据说这只是大军的先锋。

此外，大量火攻船正在准备中；据说数百名“水鬼”正在受训，准备在夜间凿沉我们的船只，或者像中国人私下传言的那样，携带某种能在水下燃烧的易燃物来摧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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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欺骗：广州知府的“安民告示”

在此期间，“复仇女神号”不停地奔波于各地传递信件和人员。森豪斯爵士和义律频繁往返于河道各点，甚至直达广州商馆附近。

与此同时，香港的建设工作一刻未停：任命官员、组建法庭、发布公告。显然，无论皇帝对琦善条约作何回复，我们都无意归还该岛。

在互联网上搜英军接管香港的内容时会搜到这个图片，但显然非真实情况，英方在签署穿鼻草约后还没等北京确认就已完成香港的占领，并无交接仪式

郭富少将原计划率军北上攻打厦门，但为应对广州危机而暂时搁置。

5月10日，义律终于开始察觉真相，尽管这真相是他极不情愿看到的。他决定亲自乘坐“复仇女神号”前往广州，为了向中国人展示他对“诚意”的信心，他甚至带上了自己的夫人——这可能是第一位踏足广州的英国女性。

次日，义律在商馆会见广州知府，要求解释。对方的回答闪烁其词，不仅没能消除疑虑，反而让之前的怀疑变成了确信。当晚，义律离开商馆，选择睡在“复仇女神号”上，这显然更安全。

局势刻不容缓。5月12日，义律飞速赶往香港与海陆军指挥官会商。会议决定：推迟厦门远征，所有可用兵力再次向广州集结。

香港立刻忙碌起来。在森豪斯爵士的调度下，整支舰队在五天内做好了起航准备。除“德鲁伊号”留守外，所有军舰全部开往珠江。5月18日和19日，舰队在稍受无风延误后，井然有序地出发了，满怀着拿下这座南方贸易大都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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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穷匕见：逃离广州

义律再次乘坐“复仇女神号”赶往广州。尽管敌意已昭然若揭， 背信弃义一触即发，但义律仍回到商馆。唯一的护卫舰“复仇女神号”虽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危险，但已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火炮装填、蒸汽升起、缆绳随时可抛。

义律随即明智地建议商人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20日，“复仇女神号”移至商馆近处保护侨民。

情报显示：沙面上游的西炮台已修复并武装；城东（即法国炮台后方）建立了大营并修筑了新工事；满洲八旗兵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而市民正惊慌失措地逃离。通常井然有序的城市陷入了混乱，甚至能看到手持火绳枪、点着火绳的士兵在街上活动。

AI上色：手持火绳枪的清兵

大清当局发现计划败露，被迫提前动手。但他们仍试图最后一次用公告来麻痹外国人。

5月20日（就在袭击开始的前一天！），广州知府发布了一份盖有官印的告示。他声称：“发布此谕是为了平复商人的情绪，安抚商业。”“恐商人们见军旅云集而惊慌失措……其实不必吓破了胆，更不必弃货潜逃。钦差大臣及大将军会妥善安排，顺从者将受保护，货物无虞。”他最后说：“外国商人应安守本分，照常贸易，切勿惊疑。”

这简直是无耻的谎言！就在他发布告示的同时，无数准备用来毁灭外国人的火攻船和军队正在日夜兼程地部署，而总攻就在明天！

他们的计划显然是：趁我们兵力尚未集中，利用火攻船对各处船只和商馆发起同时攻击，一举歼灭。

5月21日清晨，义律强烈建议所有外国人在日落前撤离。整整一天，商馆附近的恐慌情绪每小时都在加剧：店铺关门，货物转移。几位上岸查看情况的军官被清兵阻拦，无法通过街道。

危机达到顶峰。除两名美国人外，所有商人都已撤离。商馆内的小队海军陆战队在赫伯特舰长命令下撤回。日落前，义律及其随员最后一次放弃商馆，登上“复仇女神号”。赫伯特则上了“莫德斯特号”。

英国国旗在广州最后一次降下，直到和平缔结很久之后才再次升起。

此时，“复仇女神号”、“路易莎号”（义律的快艇）和丹特先生的“极光号”纵帆船仍停在商馆近处。四周笼罩着一种沉闷而不祥的悬念。那条往日喧嚣繁忙、船只如织的珠江，此刻死一般寂静，透着可怕的凄凉。

太阳阴沉地落山了。夜色异常黑暗，这简直是发动突袭的绝佳天气。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攻击方式，但每个人都清楚：今晚必有大事发生。

“复仇女神号”上没有遗漏任何预防措施：双岗警戒，全员着装躺下待命，炉火已生好，随时可以起压。没人能睡得着。义律裹着斗篷躺在后甲板上，霍尔舰长则在两轮之间的舰桥上时刻警惕，准备在几秒钟内发出指令。

同样的警惕弥漫在所有舰船上。

等待，是风暴前最难熬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