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叫天给他当模特，郭沫若给他题诗，凭什么关良作画，喜用秃笔。

笔锋既颓，墨痕便不再锐利，只是钝钝地、涩涩地在纸上走。

这钝与涩里，藏着他一生的线索。

他是广东番禺人，1900年生。

1917年，年方十七，渡海赴日。

先入川端研究所，师从藤岛武二；后转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规规矩矩学西洋油画。

彼时日本，是中国人眺望西方的窗口。

塞尚、凡·高、高更，这些名字挟着现代派的疾风，灌入这个南国少年的眼睛。

1923年，毕业回国，先后执教于上海神州女学、上海美专。

一边画着色彩沉郁的油画，一边迷上了京剧。

他幼年时随父在南京两广会馆看戏，那粒种子埋下了，便再也拔不出来。

后来在上海，常揣了速写本溜进戏园子，黑暗中摸黑勾画。

锣鼓喧阗，水袖翻飞，他偏不画亮相的定格，专去捉锣鼓点子中那一刹那——动作将完未完，余韵将起未起。

多年后，他与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结为至交。

盖叫天常为他摆架势、示范身段，他边看边画。

盖叫天演武松，一个踉跄的醉步，旁人看的是功夫，他看出的是线条与块面在空间里最险绝的平衡。

这趣味便有意思了。

一个受严格西画训练的人，竟在中国最程式化、最虚诞的舞台艺术里，寻到了与自己天性契合的美学。

京剧的“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在他眼里，不是模仿现实，而是离形得似。

一桌二椅的虚空，马鞭一指的千山万水，与西方现代派的“不复制自然，只表现感觉”，不谋而合。

他明白了，自己要画的，不是眼睛看见的“像”，是心里感受到的那股“劲儿”。

他画太白醉写，有时题作“李太白醉写蛮书图”。

笔下的人物歪歪扭扭，不成比例，乍看如童稚涂鸦，细品才觉那醉眼乜斜、袍袖耷拉里的傲岸与萧疏，全对了。

李苦禅说他的画是“得意忘形”，不是画不像，是不屑于画像了。

郭沫若与关良交游二十余年，曾撰文称其“为国画别开一生面”。

更有人讲，近现代画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

在众人皆求工、求似的喧嚣里，关良独独退回到天真与拙趣中，这正是中国写意精神失落已久的一口气。

他的画生前长期小众，甚至屡遭非议。

直到他去世后，这份独特的艺术价值才逐渐被海内外公认，从东方“红”到西方。

但这“红”终究不是他求来的。

他绕了一个大圈：从广东到东京，从油画到京剧，从写实到写意，最后发现，自己要找的，一直是那个被故土的线装书、石板路和乡间社戏浸透过的，最原初的自己。

他那支秃笔，哪里是画不像，只是不屑于画像了。

他画的是戏，也是人生里一种无所住心的自在。

（图来源于网络） 广东,1小时前,2026年5月19日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