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女神号的航行与服役纪实(第二十三章-译文)

• 我们过往认为的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 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大清是什么样子的？
• 当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十三章 越秀山之战与三元里风暴：广州赎城记

注：译文章节标题及章节标题为盒子君自拟

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

读者或许还记得，第26团（卡梅隆团）连同少量的马德拉斯炮兵和工兵，当时驻守在商馆区，因此并未参与25日的高地战斗，尽管他们后来加入了总指挥部。

那一天，在郭富爵士（Sir Hugh Gough）指挥下实际参战的总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旅，共计近2400人。但实际在战场上的步兵战斗人员仅约1500人。含炮兵400人，配备四门12磅榴弹炮、四门9磅野战炮、两门6磅炮，以及三门5.5英寸臼炮和152枚32磅火箭。

由鲍奇尔舰长（Captain Bourchier）指挥的海军旅包含403名轻武器手；加上海军陆战队，显而易见，当天在高地上作战的兵力中，足足有三分之一（即811人）是由分舰队各舰提供的。随着这些人从各自舰船上抽调，留守在船上的人员所承担的任务也随之变得更加繁重。

（原注48：参见附带的1841年5月25日广州城北高地参战部队清单。）

森豪斯爵士将海军旅的指挥权交给了鲍奇尔舰长，因为郭富爵士明确希望这位海军高级军官能加入他的参谋部，全天留在他身边，而不是亲自率领海军旅。

海军旅分为两个营，分别由“韦尔斯利号”的梅特兰舰长（Captain Maitland）和“宁录号”的巴洛中校（Commander Barlow）率领。整支部队分为四个旅，受命以左翼为前锋推进。

5月24日围困的广州城

5月25日：十分钟夺取高地

5月25日黎明，所有部队完成登陆。

“复仇女神号”、“硫磺号”和“斯塔林号”停泊在青浦附近。

第18团、第49团和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M.N.I.）的一小部分分遣队（总共七八十人）留守在前述的那座庙宇，以确保登陆点的安全，防止清军偷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预防措施极其明智。

从登陆点上方的一座小山可以清楚地观察敌军阵地；再往远一点，一连串山丘直通城北炮台的后方，距离约三四英里。地形崎岖不平，布满了沟壑，部分开垦为稻田。因此拖运火炮极其费力；实际上，两门12磅榴弹炮和两门9磅炮直到次日才运上高地。不过，另外两门以及6磅炮和火箭连则随部队一同运抵。

那四座炮台中，两座位于西北角城墙附近，彼此相距不远。这一侧正是那座被围在城墙内的小山（观音山）所在之处。一旦夺取城市，郭富爵士打算重兵占领此山，视其为控制整座城市的关键。另外两座炮台（可称为东炮台）位于高地上偏东较远处，几乎正对城墙中心。其中一座比另一座更靠前。

5月25日全天天气极其闷热，导致士兵们在日落前就已疲惫不堪，也为许多人后来染病埋下了祸根。部队受命以梯次纵队沿山脊推进。火炮一到位，便向最近的两座西炮台开火，那里的清军已经开始了猛烈的还击。同时，大股敌军纵队似乎正从西关郊区涌出，威胁我军右翼。

对两座西炮台的攻击完全交给了海军旅，在火炮和火箭的掩护下进行。与此同时，莫里斯中校（Lieutenant-Colonel Morris）指挥的左翼旅负责攻占两座东炮台中最近的一座（相对于城市也是最后面的一座）；而伯雷尔少将（Major-General Burrell）指挥的第一旅在攻占其前方一座驻有清军且侧翼威胁左翼旅推进的小山后，负责直插并攻占主要的东炮台，切断两座东炮台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第49团向最近的炮台发起攻击。

当两个旅齐头并进时，在第49团和第18团之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竞争（当然是在严格纪律下），看谁能获得率先攻击两座炮台的荣誉。

第49团因占据更短且或许稍好的道路优势，抢得了先机并保持领先，结果左翼旅在第18团赶到之前便攻占了两座东炮台，伤亡甚微。

两座西炮台同时也被水手旅英勇攻克，尽管他们暴露在城墙上抬枪、城防炮和火绳枪的猛烈火力下，遭受了一些损失。

就这样，在进军号吹响后仅仅半个多小时，俯瞰城市的高地已尽入我手，英国国旗在所有控制城市的炮台上胜利飘扬。随着我军推进，清军似乎毫无近战意愿，很快被赶出炮台，混乱地向山下逃窜。

占领高地俯瞰轰炸城市

青浦保卫战：水兵的陆上首秀

正当我军在高地激战时，清军威胁要攻击青浦登陆点。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切断我军退路，或者是抢夺留下的物资。一大股清军从西门涌出，沿着一条狭窄不平的堤道直扑青浦。

这一动向立刻被高地上的我军发现。在郭富爵士建议下，森豪斯爵士下令停泊在那里的舰船军官率人登陆协助防守。命令由“布伦海姆号”的一名军官专程送达霍尔舰长手中。船上早已做好了准备，霍尔舰长立刻率半数船员登陆，另一半由佩德中尉指挥留守。“复仇女神号”派出28人及2名军官（不含霍尔）；“硫磺号”约14人及2名军官；“布朗底号”18人及2名军官；总计60人及7名军官。

登陆整队后，他们立即加入了驻守在庙宇保护火炮物资的小股部队。这支部队由第49团的格兰特中尉指挥，包括30名第49团士兵、科伯恩中尉指挥的30名第18团士兵以及安奎特尔少尉指挥的14名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

警报一响，格兰特中尉便让士兵整装待发，看到约250名清军散兵以散开队形逼近，他便迎上前去。在距离约50码时，他猛烈开火，击毙多人，将其逼回在远处一座桥后集结的主力部队处。该主力约为400名正规军，架设了3门野战炮。

水兵们加入后，霍尔舰长立即率领自己的人一马当先，直冲堤道扑向那座桥。在“复仇女神号”和“斯塔林号”极佳的火力掩护下，整支纵队从正面攻击清军，遭到了一轮准头极差的葡萄弹和奇怪的火矢的射击，两人受轻伤。

清军被赶离火炮，试图在后方几座房屋后重整，但很快向城内溃退，被我军紧追了一段距离。但鉴于已进入城墙上抬枪的射程，继续追击既无实利又可能徒增伤亡，故未深追。敌军约有30人死伤。三门野战炮被钉死，发现大量军用物资的桥边房屋被焚毁。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精神饱满的小战斗虽然正式报告给了森豪斯爵士，却从未在任何公开急件中被特别提及——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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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前的僵局与“白旗”游戏

回到高地战场。全天大部分时间，城墙上的火炮、抬枪和火绳枪都在猛烈射击，迫使我军必须尽可能寻找掩护。

在第18团和第49团占领的炮台后方偏东处，有一座高山，实际上是整个阵地的关键，但未设防。山顶有一座大庙，被第49团的一个分遣队占领。在这座山以东的低地上，在它与靠近郊区的一座大型筑垒营地之间，有一个被清军占领的村庄。村庄与那个似乎驻有不下三四千人的筑垒营地之间联络频繁。

第49团很快将敌人逐出村庄，郭富爵士部署强攻该营地。观察到几名高官出城进入该营地，显然策划着新的反击。第18团及少量海军陆战队奉命下山增援第49团分遣队，伯雷尔少将受命攻占该营地。通往那里的唯一路径是一条狭窄堤道。城墙东北面的火炮和抬枪向他们猛烈开火，士兵在推进中无可避免地暴露在火力下。清兵似乎精准掌握了堤道的射程，导致我军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敌人很快被英勇地赶出营地，溃逃过野地。营房及几座军火库被毁，部队随后撤回高地。

天色已晚，酷热使士兵疲惫不堪。通往高地的道路陡峭破碎，重炮弹药无法在当天运上来。因此攻城推迟。郭富爵士仔细侦察了城墙和城门，决定次日趁清军恐慌未消之际发起强攻。

5月26日清晨，城内看似平静，只有大批人流涌出远离战区的城门，匆忙搬运贵重财物。我军很早就整装待发，但在弹药重炮运上来之前无法行动。

早晨天气看起来不妙，还没过半天，暴雨便倾盆而下。城墙上鲜有清兵出现。终于，十点刚过，城头挂出了一面白旗。

正如义律上校之前注意到的，中国人非常清楚白旗的价值——每当他们想谈判或诱使我们停火时就用它；尽管一旦符合其目的，他们又会对其视而不见。

不久，将军派随军翻译罗伯特·汤姆先生（Mr. Thom）前去询问意图。一名红顶子官员称他们希望提出和平条款以保全城市，期间应停火。

我方回复：将军只能与同级的清军主帅谈判；英军兵临城下实非本意，皆因英人受辱及大清高官背信弃义所致；他们应向商馆区河面上的义律上校提出请求；现给两三小时联系义律并安排中英主帅会面；若期限内无满意答复，白旗将被降下。

清军的这些试探未产生直接结果。郭富爵士等了四个多小时才降下白旗，即使那时清军也没有降下他们的。

当天余下时间和夜间，在皇家炮兵和马德拉斯炮兵及工兵的不懈努力下，除一门炮架损坏的12磅榴弹炮外，所有火炮弹药均已运上高地。全程大雨如注，极大地增加了困难，也增加了露宿或仅有简易遮蔽的士兵们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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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被叫停的总攻

这场所谓的停战对我们也有点用，因为它给了我们完成强攻准备的时间。总攻定于次日，即5月27日的早晨八点。我们的炮群将于七点开火，预计集中的火力足以削低那原本很高的城墙胸墙。城墙高不下28到30英尺，与某些地段相距不足200步的高地之间隔着一条深谷。

破碎的地形特别有利于计划中的多路攻击。一旦在城墙上立足，各攻击纵队将汇合，直冲城墙内的那座设防山丘（观音山），它控制着全城。攻击分四路：

1. 右路：埃利斯上校指挥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负责用火药包炸开北门；若失败，则攀越掩护该门的圆形工事。

2. 第二路：鲍奇尔舰长指挥的水兵旅，在火枪掩护下攀越圆形工事外侧不远处的城墙（那里较低）。

3. 第三路：亚当斯中校指挥的第18皇家爱尔兰团，在高地炮火掩护下攀越靠近七层楼（镇海楼）的城墙。

4. 左路：莫里斯中校指挥的第49团，攻占前方一个菱堡。 郭富爵士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城内的设防山丘，攻击期间将用火箭和开花弹对其进行压制。

一切部署旨在确保以最小代价迅速拿下城市。

然而，就在六点刚过，最后命令下达、炮群即将开火之际，一封义律上校的信交到了将军手中，宣布已达成停战，必须停止行动。

你可以想象将军和所有军官的懊恼与失望。

信到得仅仅刚好能阻止即将开始的总攻。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郭富爵士所言：“无论我有何情绪或感受，我的职责就是服从。因此攻击取消，对方的感情被顾及了。”他补充说，他对该措施的政策性无法做出判断。

如果还有疑虑，中午时分义律亲自来到军营，彻底打消了继续攻城的念头。

此前，郭富爵士曾在森豪斯爵士陪同下，在城外帐篷里与清军将军进行了短暂会面。但这已无关紧要，因为义律已经谈好了条款。

毫无疑问，郭富和森豪斯都极不愿意在占领城市之前给予任何条款。如果能占领城内制高点，既能防范偷袭，又能对对方产生心理威慑，且不必对城市造成肆意破坏。事实上，当中国人知道一大群外国士兵控制了这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帝国重镇时，这无疑会挫败他们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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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万赎城费：讨价还价的荒诞剧

关于城市赎金是如何最初提出的，流传着各种故事。最可信的说法是：行商被当局命令去谈赎城条件，不管用什么法子，否则严惩。据说他们获权最高可出一千万银元，若能少点更好，但绝不能空手而归。他们清楚这笔钱大头得自己出，自然想做个好买卖。

据说最初他们划船靠上一艘军舰，开价三百万赎城。

鉴于他们显然急于成交，便被告知需要更多。然后提到了四百万，五百万；最后，在极度恐慌和哭穷中，他们把价码提到了六百万。

起初没人觉得他们是认真的，但看这事真像那么回事，便让他们去见义律。说服义律停战至次日（5月27日）中午并不难；在此期间，条款敲定。

最初的24小时停战郭富爵士完全不知情。派去通知他的海军军官迷路了一整夜，直到总攻前半小时才赶到。

根据协议，鞑靼军队（原作者提到八旗兵都用的是鞑靼）应撤出城市并退至60英里外。28日，郭富爵士与广州知府会面安排撤军。此时查明，外省客兵不下45000人，还不算本省驻军。鞑靼士兵被允许携带武器行李出城，但不得打旗，不得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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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抗英：被暴雨拯救的“爱国者”

至此，当局似乎对城内百姓和驻军拥有完全控制权。但在城外，特别是对武装农民，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段时间以来，省内特别是城郊的农民被鼓励组成社团或所谓的“义勇”，以共同御侮。他们构成了一种粗糙的军事力量；但因缺乏经验丰富的领袖和纪律，一旦激怒，他们对本省的麻烦可能比对敌人更甚。

他们装备简陋，拿着长矛、刀剑、少量火绳枪和盾牌。由于完全不懂军事，也不了解敌人的实力，他们相信仅靠人数优势和虚张声势，就能做到连正规八旗军都做不到的事。

然而，政府将他们树立为爱国和奉献的典范；他们对自己“服务”的价值深信不疑，以至于真的认为高官答应义律赎城是背叛了信任，是为了保全家产而做出的无理让步——而此时他们（爱国者）正准备从后方突袭歼灭敌人。

因此，就在赎城两天后——即5月29日，大批此类人员开始在我军后方三四英里处的高地上集结。人数全天不断增加。郭富爵士已做好应对背信弃义的准备，令伯雷尔少将留守阵地，自己亲自率军驱散敌人。

这支部队包括第26团（已从商馆经青浦赶来）、第49团主力、第37团及孟加拉志愿兵连，由皇家海军陆战队支援。中国人占据了后方高地下一条溪流堤岸后的坚固阵地，人数约4000人。

第26团在第37团支援下受命进攻。像大多数非正规军一样，中国爱国者无法协同作战，一遭猛烈射击便扔掉长矛溃逃。他们试图在后方一个军事哨所重整，但也未站住脚。建筑物及一个意外发现的军火库被毁。中国人退回最初的高地。

郭富爵士随后命令第49团和孟加拉志愿兵退回原阵地，自己留下来监视敌人，身边只有第26团和第37团，总共五六百人。

当天烈日当空，闷热难耐，官兵极度疲惫。副军需总监比彻少校（Major Beecher）在连续几天的劳累后倒地猝死；多名军官病倒。在首次被击退后两三小时，中国人再次集结，人数更多，打着旗帜的新部队赶到，总数达七八千人。

诺尔斯上校（Captain Knowles）发射火箭，虽精准落入人群却未能驱散他们；事实上，他们似乎决心展示强硬姿态。将军于是令普拉特少校率第26团攻击左侧下到稻田里的一大股敌人；达夫上校（Captain Duff）率第37团支援孟加拉志愿兵驱散前方敌人。

这些机动完全成功。然而，第37团冲得太远，与孟加拉志愿兵脱节。达夫派出一个连去联络左侧的第26团。

但天色已晚，早晨闷热预示的雷暴此刻以难以想象的狂暴倾泻而下。暴雨如注，火枪受潮，几乎打不响。第26团被迫频繁进行刺刀冲锋，因为中国人看到他们无法开枪，便大胆逼近，用长矛攻击。

约翰·奥克特隆尼（John Ouchterlonny）所绘的英国士兵在三元里雨中的素描

迷途的连队与方阵的奇迹

正是在这场黄昏的恐怖风暴中，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那个分遣连的英勇和稳健，拯救了他们免于全军覆没，赢得了所有军人的赞誉。

这个连队在风暴中迷路了，没能联络上已撤退的第26团。火枪因受潮完全失效，这使得中国人胆敢用长矛攻击其后方。他们很快被包围；一两名士兵被一种长杆钩镰枪钩倒。一名倒下士兵的火枪被中国人捡起，虽然药池受潮打不着火，但这个中国人冷静地瞄准伯克利先生（Mr. Berkeley），用火绳点燃了受潮的火药，火枪击发，不幸击伤了伯克利的手臂。

这支英勇的印度兵连队转移到一处高地防守。雨停片刻，他们艰难地打响了几枪，精准击中密集的人群。但命运恰在此时，暴雨再次倾盆。中国人重拾勇气。我军除了组成方阵，死守待援，别无他法。

这个连队的失踪引发了极大焦虑。郭富爵士立即命令两个连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装备了不受雨天影响的击发枪 percussion muskets）随达夫上校回去搜救。他们边走边开枪示意。终于，前方传来回应的枪声。随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迷失的连队——排成方阵，被数千中国人包围。

海军陆战队用精准的击发枪向混乱的人群齐射两轮，伴随着一声高呼“Hurra”，中国人损失惨重，溃散而逃。

这次事件造成一名士兵阵亡，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重伤。

这种在停战期间的公开敌对行动不能继续。

次日（31日），将军通知广州知府：若敌对行动继续，将降下白旗重开战端。当天下午，聚集的中国人更多了。最终知府赶到，保证这些农民完全未经当局许可，并承诺派高官去驱散他们。摩尔上校（Captain Moore）志愿陪同前往。这些非正规武装最终被劝散，未再发生冲突。

撤军与“胜利”的代价

整个高地行动中，伤亡总计15人阵亡，112人受伤（含15名军官）。中国人的伤亡肯定非常惨重。 在高地缴获49门炮，加上之前在江面缴获的，从穿鼻到广州总共不下1200门火炮。 中国人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修建炮台的速度令人咋舌。他们并不缺乏勇气或抵抗的决心，缺的是技巧和运用资源的方法。

5月31日，近18000名八旗兵已按协议撤出广州。五百万银元已支付，剩余一百万也给了担保。6月1日早晨，在知府提供的800名苦力协助下，火炮物资运回青浦。英国国旗从高地炮台降下，全军撤回船上。

条约，或者说停战协议，绝不意味着两国和平；它仅涉及广州城及河流。随着部队撤回香港，针对厦门的远征准备随即重启。

附表

1841年5月25日广州城北（城外）高地作战部队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