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找蒸汽船加煤站资料的时候，盒子君找到一本1845年出版的复仇女神号远航中国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纪实书。

我们过往认为的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大清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基于这些，引发了盒子君的兴趣进行翻译和解读，每周末会发一个章节的英文原文（给有兴趣查看原始资料的人）、翻译版（人机协同翻译并配图和地图），以及轻量化的省流解读版（给长篇阅读困难的读者），欢迎大家关注。

该系列收入复仇女神号合集中，有兴趣可以翻阅。

第二十四章：香港的早期岁月——瘟疫、建设与自由港的诞生注：译文章节标题及章节标题为盒子君自拟用AI生成的封面图片仅供参考1841年6月的第一周，我们所有的军舰和运输船都已撤离广州河道，重新集结于香港。

此时，从穿鼻洋往上的所有炮台都已交还给清军；除了要求黄埔以南的所有工事必须“维持现状”外，未附加任何其他条款。

道光皇帝似乎对这份协议的后半部分大为不满。

在回复靖逆将军奕山关于此事的奏折时，皇帝谕令：“一旦外国船只撤离河道，应立即暗中预备防御手段，随即修筑新的坚固炮台，并修复旧有工事。

”然而在我方看来，黄埔以南绝不允许有此类举动。

因此，直到和平条约的批准书实际交换之前，整个虎门的防御工事一直保持着1841年6月我军分舰队撤离时的那种破败不堪的状态。

早在我军抵达香港港口之前，疾病便已开始在部队中蔓延。

此前在广州城北高地上那八天的风餐露宿，播下了疟疾和痢疾的种子。

事实证明，这些疾病是比中国人能派出的任何军队都更为可怕的劲敌。

几天过去后，岸上作战的兴奋感逐渐消退，希望与新奇感带来的振奋作用也平息下来，疾病便以惊人的速度在士兵中传播开来。

最终，在我们这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中，竟有不下1100人在香港被列入了病号名单。

这种令人震惊的状况，部分原因自然要归咎于香港那个季节恶劣的气候与瘴气。

但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士兵们在广州曾经历过烈日暴晒与暴雨淋漓，加之长期被困在密闭的船舱内，体质早已变得极其敏感。

早在士兵们返回香港之前，疾病的根源就已植入他们体内；因此，当时人们显然过分夸大了香港本身的不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钦差大臣曾特别强调广州附近那个季节众所周知的不健康状况，以此作为他们无法长期集结大军的理由。

极其巧合的是，中英双方各有一位高级官员几乎在同一时间病逝。

钦差大臣之一的隆文于6月中旬在广州死于热病；而英军海军高级指挥官森豪斯爵士（Sir Le Fleming Senhouse）也于6月13日在香港因热病去世。

森豪斯爵士在岸上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凡是需要用他的热忱与榜样来鼓舞士气的场合，他都身先士卒。

此外，他也无疑对自己的努力最终仅以一纸停战协议告终而感到郁郁寡欢——无论该协议是对是错，都很难符合他对当时紧迫局势的看法。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作用于他那本就不太强健的体格，足以让他因病匆匆走向坟墓。

6月17日，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其遗体被运往澳门——仿佛他心中仍存有一丝隐约的怀疑，担心香港有朝一日会被归还给中国。

“复仇女神号”承担了运送遗体这一令人哀伤的任务。

在澳门，这位英勇的老将被以与其军衔相称的隆重礼仪，安葬在英国墓地。

森豪斯爵士和其他军官的离世，以及许多士兵的牺牲，加上所有军舰和运输船上普遍流行的疾病，最终给整个远征军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这种阴霾直到预期的厦门行动开始才得以缓解；因此，人们带着极大的焦虑期盼着那次行动。

香港岛，最初是根据我们与琦善的条约条款割让给我们的。

但由于该条约被皇帝否决，后来我们仅凭交战期间的实际占领权持有它。

最终，通过《南京条约》的批准，它才被确认为大不列颠王室的领地。

1843年6月26日，它被正式宣布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并与其附属岛屿一起被设立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定名为“香港殖民地”（Colony of Hong Kong）。

目前很难确定香港的实际附属岛屿具体有哪些。

它们可能包括所有紧邻的小岛，特别是南侧的岛屿；但南丫岛是否包含在内，我们尚缺乏明确的判断依据。

在由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授权、于其首府维多利亚城（Victoria）发布的公告中，该殖民地被描述为位于北纬22度9分至22度21分之间，这使其南北跨度达到了12英里；因此，南丫岛以及较小的邻近岛屿似乎理应包含在这些附属岛屿之内。

然而，殖民地的东西跨度并未明确规定，因为公告中只给出了一个经度子午线——即格林威治以东114度18分。

地图上标注的香港岛位置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它与璞鼎查爵士公告中的坐标并不相符。

岛屿本身的最大长度呈东西走向，为8英里；但其宽度极其不规则，从6英里到仅2英里不等。

目前的首府维多利亚城沿着北岸延伸了相当长的距离，由于地形原因，建筑必然建得非常分散、参差不齐。

此地到中国大陆（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因为对岸部分地区可能也是岛屿）的距离变化很大。

东面鲤鱼门水道的宽度仅为四分之一英里多一点，但从城镇到对面最近点的距离约为一又四分之一英里，而最大宽度则超过了4英里。

香港的锚地和维多利亚湾形成了一个绝佳的避风港，离岸很近就有深水区，期间只有一个水深16英尺的小浅滩。

然而，它也有两个缺点：一旦发生台风，它将完全暴露在狂暴的风力之下；而且在炎热季节，香港的高山阻挡了西南季风带来的宜人微风。

在这个季节，大气的流动对于缓解热带气候的酷热、以及驱散暴雨（特别是在夜间）后产生的不健康水汽是至关重要的。

在其他方面，港口那湖泊般的外观是非常美丽的；它形成了一个盆地，介于香港的山脉与对岸大陆的山脉之间。

然而正因如此，降雨有时会极其猛烈：乌云似乎从这一侧横跨到另一侧，将倾盆大雨泻入其间的盆地。

香港的山坡虽然陡峭，有时看起来却几乎被流动的积水完全覆盖，溪流如洪流般冲下斜坡。

随之而来的是七月炽热的热带阳光，伴随着大气中一种死一般的寂静——由于岛的这一侧受西南季风影响很小，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太久而无变化，必然会导致发烧和疾病。

几乎所有热带国家偶尔都会遭受这些灾害；但为了证明香港并非总是如此，请允许我提及一位曾在那里随一支由整整5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停泊了九个月（包括整个夏季）的绅士，他宣称自己并未观察到任何普遍的发烧或疾病。

珠江口几乎所有岛屿那极其贫瘠的外观、在山坡上犁出深深且崎岖沟壑的冲刷痕迹、山顶裸露的岩石表面，以及除了避风处或洼地外土壤的匮乏，似乎都在立刻表明，它们正处于飓风和热带暴雨的频繁影响范围内。

在这方面，中国这一部分与北面的舟山群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舟山群岛无论远近看起来都富饶诱人，而前者则显得荒凉贫瘠。

在舟山，有着勤劳兴旺的人口，他们设法以最大的细心和精致耕种山体表面，往往直达山顶；而在香港这边，只有坚韧冒险的渔民、走私者和海盗。

贫瘠的土地只在零星的地块上得到耕种，村庄稀少，且外观相对寒酸。

历史回溯：1816年的探索1816年，在护送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使团访华的分舰队中，霍尔舰长曾造访过香港岛的南侧。

因此，在此重述克拉克·阿贝尔·史密斯博士（Dr. Clarke Abel Smith）当年的观察记录，是十分有价值的。

当时船只停泊的海湾靠近石排湾（Shekpywan，即今香港仔）村，那一带在当时被称为“香港海峡”（Hong-Kong Sound）。

据史密斯博士描述，该海湾“由数个小岛环抱而成，其中香港岛为主岛”。

“从甲板上望去，”史密斯博士写道，“该岛最引人注目之处，主要是其中央耸立的高大锥形山峰，以及一道翻过漂亮蓝色岩石、直接滚落入海的美丽瀑布。

”那正是七月初的时节。

岛屿那一侧的岩石结构紧密，接近玄武岩。

在攀登附近的主峰时，史密斯博士沿着一条源于山顶附近的溪流拾级而上。

在登山过程中，无论是该山的山体表面，还是他所能到访的岛上各处，其极度的贫瘠都令他感到震惊。

“然而，从远处看，”他写道，“由于长满了繁茂的蕨类植物，该岛显得颇为肥沃，这些蕨类取代了其他植物的位置。

”尽管如此，在溪流之畔，他还是发现了几种有趣的植物。

其中包括中华白草（Beckia chinensis）、正值盛开且数量繁多的桃金娘（myrtus tomentosus）、野牡丹（melastoma quinquenervia），以及几种他无法确定具体品种的兰科植物。

当地有大量的蕨类，却不见任何苔藓。

桃金娘图他补充道，由于天气酷热，他最终未能登顶。

清晨上午8点时，阴凉处的温度计便已升至华氏83度（约28.3°C）；而他不得不暴露在万里无云的烈日下，毫无遮蔽。

太阳光线的直射令人几乎无法忍受，甚至将温度计的水银柱推高到了华氏120度（约48.9°C）。

在下山途中，史密斯博士沿着一条小路翻过一座小山。

这座小山的岩石结构与周边截然不同，由红白相间、极易碎裂的石块组成，外观很像风化后的长石。

在他笔下，岛上的风光由贫瘠的岩石、深邃的沟壑以及山洪冲刷的痕迹构成，几乎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风景特色。

他所见到的唯一居民，是几位饱经风霜的贫苦渔民。

他们正在支撑着简陋小屋的岩石上撒网，晾晒着劳作所得。

岛上的耕作规模，也与这里稀少的人口及贫困的表象完全相符。

几块稻田、小片的山药地以及少许荞麦，便是他们所有肉眼可见的蔬菜来源。

至于那个被他称为“香港海峡”的锚地本身，海军人员则评价其可为任何吨位的船只提供极佳的庇护。

这就是当时关于香港南侧部分地区所能获得的全部信息。

在那个时候，谁能想到就在短短数年之后，这座岛屿竟会成为大英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殖民地的现状与挑战上述对香港总体面貌的描述可以被视为相当准确。

但自那时起，随着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当该岛在战争结束前就成为我们船只的聚集地后，岛屿的总体外观已逐渐改善，人口也随之增长。

当我们最初占领该岛时，除了其北侧拥有一个两端皆可进出的优良锚地、靠近珠江口，且当时难以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之外，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吸引我们在那里建立定居点的理由。

在香港东端有极好的采石场，由中国劳工以熟练的技巧进行开采，这为建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岛上水资源丰富，且通常水质良好。

一条长长的山脉贯穿全岛，最高点维多利亚峰（Victoria Peak，即太平山）海拔约两千英尺。

在山脚下，维多利亚城的一部分——似乎也是最不健康的部分——便建在那里。

由于这道崎岖的山脉呈东西走向，位于北侧的主要城镇、商业区以及港口，显而易见地几乎无法感受到夏季盛行的西南季风的影响，而这股季风正是驱散热带阳光从大地上蒸发出的水汽所最需要的。

甚至有人指出，在中国各地，凡是位于夏季无法受到南风吹拂的地方，其气候必定是不健康的。

仅凭温度计显示的读数，既不能作为评判一个地方是否健康的指标，也无法反映其对人体的实际体感。

例如，新加坡距离赤道仅约70英里，但那里并不让人感到酷热，无论哪个季节也都不流行疾病。

这是因为当地夜间经常下雨，草地即使在最热的季节也看起来翠绿欲滴，菠萝甚至在树篱中野生生长并成熟。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向南完全敞开，不断吹过的清新海风搅动着大气，从而驱散了水汽。

去年（1843年）七月，香港的平均气温为华氏88度（31°C），最低为华氏84度（28.9°C），最高为华氏92度（33.3°C）。

由此可见，当地的昼夜温差比预期的要小得多。

实际上，全月的最低温度仅比平均温度低4度。

在整个月中，仅有一次在中午升至了华氏92度，也仅有一次在夜间降至了华氏84度。

然而，如果说维多利亚城在炎热季节被剥夺了西南风的优势，那么在冬季，它则完全暴露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在十月和十一月，有时几小时内就会发生气温骤降，这种突然的变化令人倍感严酷。

在十二月初，我曾感到来自北方的寒风比北方地区静止大气中的最严寒霜冻还要刺骨，这正是因为变化过于突然。

因此，中国人的做法——根据气温变化穿上一层层暖和的衣服或棉袍，或者一层层脱掉——是欧洲人唯一安全的采纳方式。

事实上，所有造访香港或在那里长期居住的人，都必须备好适应极端气温的衣物。

在更换服装时务必谨慎，切记以此为戒：宁可穿得太多，也不要穿得太少。

既然谈到了香港普遍不健康的特征（我稍后还会回到这个话题），我不能不提到，疾病绝不仅限于岸上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折磨着船上的人员。

而且随着季节推进和气温下降（在过去的1843年），疾病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迅速减少。

相反，在十一月初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后，到了该月下旬，疫病似乎又获得了新的毒性。

一封日期为11月3日的私信中写道：“军舰正在减少病号名单。

‘康沃利斯号’（Cornwallis）现在只有104人；前几天还有160人在医生那里接受治疗。

”然而，另一封同月28日的信中却说：“疾病又像以前一样严重了。

每艘船每天都死一个人。

岸上的部队损失了多少人啊！

许多生病并在康复中的绅士，为了健康正启程返回英国。

”不过，卫生委员会已经成立，希望能从他们的调查中得出一些好的结果。

即便是在岛的北侧，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同样不健康。

必须记住，一个地方可能某一年非常不健康，第二年却相对没有疾病。

还有人指出，台风的发生虽然在其他方面令人恐惧，但往往能通过其产生的剧烈气压和电气现象，在大自然受其影响下，实质性地改善一个原本多病之地的健康状况。

迄今为止，维多利亚湾的西端和东端对欧洲人来说似乎最为不健康，中心地带则稍好一些。

驻扎在西角（West Point）军营的第55团左翼，在去年六月至八月中旬之间损失了一百人；最终该地被废弃，其余人员被送上船只。

根据卫生委员会的建议，该附近的土地已被勒令平整并进行良好的排水。

这一必要措施无疑将在其他地点被采用。

实际上，如果可能的话，禁止中国人在岛上任何地方种植水稻将是至关重要的。

凡是种植水稻的地方，特别是在热带地区或其边缘，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

如果需要赔偿中国业主损失的作物，那么与获得的利益相比，这笔金额是很小的。

香港农民农作工具和照片，来自香港历史博物馆事实上，如果这些毕竟非常有限的稻田经过适当排水，它们完全可以适应种植其他作物。

这些新作物对于如此多的欧洲人口而言同样必要，且不太可能损害社区的健康。

在维多利亚湾的东端有一个相当大的山谷（注：即黄泥涌谷/跑马地），除面向大海的一面外，四周都被群山封闭。

这里几乎全部开辟为了稻田。

从山谷尽头山上流下的天然溪流被引离了自然河道，通过无数小沟渠输送到山谷各处，用于灌溉稻田。

在周围的山坡上已经建造了几座房屋。

人们预期，一旦维多利亚湾前沿山脉与港口之间非常有限的空间被完全占满（这似乎很快就会发生），这里将成为第二个城镇的最终选址。

排干这个山谷的水，将从本质上改善岛上这一重要部分的状况。

一条穿越该山谷并翻越山岭、通往岛屿另一侧直达大潭湾（Tytam Bay）和重要村庄赤柱（Chek-Chu）的良好道路已接近完工。

在这个山谷以东，在东角（Matheson's Point，即渣甸角）的另一侧，有陡峭的岩石直插水边。

由于这里对沿着鲤鱼门水道的气流更加开放，该位置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地方。

关于岛的北侧说了这么多，可能会有人问，南侧的健康状况如何。

毫无疑问，南侧向西南季风敞开，相对健康。

但那边没有适合商业用途的港口，最初也没有土地被划拨用于建筑。

这主要是因为维多利亚湾的不健康尚未被完全查明，而且也因为人的财宝或生意在哪里，他的心和职业也会在哪里。

毫无疑问，很快就会有许多欧洲人居住在岛的南侧，每天翻过山岭去北边处理业务。

主要的中国村庄即使在我们占领该岛时也有约两千人口，它坐落在南侧一个风景优美的避风湾内，完全向西南风敞开，名叫赤柱（Chek-Chu）。

在奥尔德里奇少校（Major Aldrich）的建议下，那里已为一支分遣队建立了营房，以便将他们与中国人口隔离开来。

上一季驻扎在那里的第98团分遣队几乎完全保持了健康。

毫无疑问，不久后许多欧洲人将在那个社区定居。

目前很难对岛上的中国人口做出任何准确的估算，因为这里的人口在不断变化，很大一部分人是流动人口。

1841年人口统计当我们初次占领该岛时，上面大概有5000名中国人，这还不包括船民、对岸来的临时工和其他流动人员。

他们分布在十四五个村落或小村庄里。

其中主要的村落如前所述是南侧的赤柱，它位于一个部分由伸出的长而不规则的岬角（名为大潭头，Tytam Head）形成的海湾内。

这个海湾连同大潭湾，无疑很快会成为欧洲人退休居住的热门地点。

自从我们占领该岛以来，中国人自然被大量吸引过来。

商人、技工、英国居民的仆人、劳工、船夫和市场贩子都是中国人。

再加上一小队中国警察，我们会发现总人口肯定相当可观。

在商人的所有仓库里，都雇佣了大量的搬运工和服务人员；所有的房屋都由中国工人建造，还有大量人员被政府雇佣在公共道路和工程上。

从广州、澳门和其他地方下来的流动或经商人员也很多。

所以总的来说，当时给出的3万人这一高估算可能并没有太夸张。

但这可能包括了欧洲人。

除去军队外，欧洲人的数量不会很大，也许只有几百人。

维多利亚城所谓的“不健康”吓退了许多原本打算在岛上定居、而目前仍留在澳门的人。

关于储存鸦片许可的不确定性，也遏制了该定居点最初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充分意识到，由于邻近出现了一个竞争的欧洲人定居点，已导致澳门财产价值发生贬值。

他们开始考虑让澳门成为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并且可能放开对鸦片的任何限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葡萄牙总督已随从前往广州与清朝当局会谈，希望能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比以往享有的更多特权的认可。

这一情况，加上香港局势的暂时停滞，倾向于让澳门的欧洲居民感到宽慰，并使此前下跌的房价回升了百分之十到十五。

然而，如果能找到方法（对此人们抱有强烈希望）改善香港的健康状况，澳门的任何竞争企图都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这个新定居点。

澳门既没有足够靠近城镇供船只停泊的港口，也没有可以建造仓库的土地，且葡萄牙官员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超过非常有限且可能不稳定的权力。

英国精神的奇迹：从荒岛到都会香港定居点最初那惊人的进步速度，或许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范例，足以证明英国人性格中惊人的活力与进取心。

哪怕是地球另一端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其早期虽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若与香港相比，其进程也显得缓慢而艰难。

1841年6月，当我们的部队从广州返回并集结在香港港口时，岛上甚至还没有一栋适合欧洲人居住的正规房屋，因为当地的中国村庄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约两个月后，当远征军启航前往厦门时，几座草棚和临时小屋便是维多利亚城未来旧址的全部迹象。

然而，这里即将在世界的这一端成为英国的商业中心，并在这座世界人口最稠密帝国的门槛上，成为英国权力的所在地。

第一次土地拍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年度地租（quit-rents）拍卖——于六月举行。

在当月7日，香港被宣布为自由港；22日，贸易副总监庄士敦先生（Mr. A. R. Johnston）被任命为该岛的代理总督。

最初拍卖的土地仅由34块地皮组成，每块地皮拥有约100英尺的海滨正面，而每块地皮的深度自然根据地形差异而有很大不同。

在这场首次拍卖中，仅预付年度地租这一项，就为政府带来了不下3165英镑10先令的年收入。

随后的几场土地拍卖也同样获得了如此高昂的价格。

此外，当时的销售条件之一是：每个购买者必须在最初的六个月内，在每块地皮上投入不少于1000银元（约合222英镑以上）用于建筑或其他开发，并需在一周内向财务官缴纳500银元押金；不过，这笔押金一旦花费了同等金额即可获得退还。

因此，从上述时间起仅六个月内，当地就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改观，尽管在竖立任何坚固建筑之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事实上，第一栋为欧洲人建造的正规房屋直到次年九月或十月才完工；而且由于它完全是由中国技工建造的，其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中国房屋的形式。

政府随即开始沿着港口前沿修建一条极好的道路，定名为皇后大道（Queen's Road），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鼓励建设与改进。

正规机构的各要素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欧洲社区的核心，也迅速在这座傲慢帝国的边缘扎下了根。

从这一刻起，这里的进步是惊人的。

没有任何论据能比这更有力地证明，像香港这样的商业中心是何等必要，同时也证明了维持旧有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第一栋房屋完工后的一年内，当地不仅建立了正规的街道和中国集市，而且建造了许多大型且坚固的仓库。

这些仓库大多由石材建成，有些已经完工，有些正在施工之中。

人们还建造了最坚固的码头和突堤；石匠的锤声在各个方向回响；一条良好的道路正在修建；一个英式风格的极佳市场也在有顶棚的棚屋下建立起来，并由警察进行了良好的监管。

中国人乐意前往那里，带来了各种丰富的供应，并随时服从所有规定。

大型军需仓库和其他公共建筑——包括城镇两端的军营——都已相继完工。

沿着山脚修建的道路已延伸了近四英里，目前正在开挖一座高大的沙丘以使道路继续延伸；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坚固甚至优雅的建筑便已竖立起来。

在岛屿的这一部分，无数锥形山丘的顶部几乎都被铲平，以准备建造新房子。

一些石桥正在施工，道路也正迅速翻过维多利亚湾东端的山岭，通往大潭湾和风景如画的赤柱村。

当地的中国居民似乎很容易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他们的劳工和技工为了获取适度的报酬，工作得很好且十分满意，并成群结队地从对岸过来寻找工作。

商人们也纷纷涌入，占据了集市里的小商店。

两家欧洲酒店和台球室已经完工。

简而言之，在香港永久定居的第一年内，每一项生活必需品和大多数奢侈品都能在岛上轻松获得。

甚至葡萄牙传教士也过来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和一座礼拜堂。

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传教医院协会（Missionary Hospital Society）开始了他们的建筑工程。

不止一个传教协会将这里作为总部。

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也即将迁至这个更有利的地点。

一座小型天主教礼拜堂已接近完工，一座整洁的美国浸信会小礼拜堂也已开放供神圣礼拜。

这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建立的第一个新教公共礼拜场所——当然，广州商馆里的旧东印度公司礼拜堂除外。

然而在当时，岛上还没有举行过英国国教的礼拜，这一缺陷幸好在后来得到了补救。

外国商人也开始兴建建筑。

当时出现了一个极其奇特的景象：成百上千的中国劳工正在建造我们要居住的房子和道路，从四面八方涌来给我们提供补给，并通过以各种方式为我们服务来谋生。

而这一切，偏偏发生在我们正与他们的政府交战、并对其北方的同胞进行敌对行动的时候。

与此同时，中国裁缝和鞋匠在他们的小店里忙着为我们缝制衣服，中国管家管理着我们的机构，而中国仆人——穿着他们原本的服装，留着辫子——在餐桌旁愉快地侍候我们。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香港第一次土地拍卖后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而且我们当时仍处于战争状态。

城镇最初的选址似乎有些小失误。

其主要部分，或者至少是中国人居住最多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位于封闭港口的最高山峰的斜坡上。

这里的建筑空间非常有限，事实上整个海岸线都是如此。

逐渐地，人们开始沿着港口前沿向东扩展。

在不远的将来，港口东端很可能会涌现出第二个城镇。

事实上，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已经竖立了非常广泛的建筑，几乎自成一个集镇。

但是，从香港一端（或者说从维多利亚一端）到另一端的巨大距离，已经成为了极大不便的来源，特别是在炎热的热带国家。

不久后，在某些中心地带建立一座交易所可能会被提上日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补救这一不便。

不幸的是，山脚与海边之间的空间是如此有限。

如果能在港口前沿形成一个码头或滨海大道，并在后方建造仓库和住宅，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行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仓库的背面都朝向水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减损了从港口观看城镇时的外观。

然而，陌生人在接近这里时，不可能不被其第一眼的景色所震撼。

他很难预料到，在一个如此近期才获得的定居点上，竟然能看到这么多占据着巨大临街面的大型美观建筑。

没有什么能比从东端朝向东角（Matheson's Point，即渣甸角）的任何一座小山上眺望维多利亚湾和香港锚地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了。

无数的欧洲船只、中国帆船、各种小艇，以及环绕海湾的长排美观建筑，在万里无云的大气中被灿烂的阳光所照亮。

这呈现出一幅如画且有趣的场景，即使是后方贫瘠的山脉，也几乎未能减损其分毫美感。

至于香港的防御，显然我们必须始终主要依赖我们的军舰。

目前已经建立的两个小炮台，若用来对付敌人，发挥的用处并不大。

工兵指挥官奥尔德里奇少校（Major Aldrich）曾提交了一份计划，建议在海湾中心某处建造一座大型堡垒。

但该计划未获得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的同意，尽管他已将其提交给国内政府进行考虑。

关于香港未来土地保有权的问题，或者说从政府获得土地的条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据了解，政府无意允许任何土地脱离王室所有。

未来的土地销售可能会以与早期相同的方式进行，即仅拍卖不同地块的年租金。

关于这一主题目前尚未发布任何最终规定。

最有可能的是，新任总督戴维斯先生（Mr. Davis，即德庇时）将在确定处置土地占用权的具体条款方面，拥有某种自由裁量权。

在一个像香港这样环境的殖民地——一个自由港、土壤大多贫瘠且范围非常有限的岛屿——向政府缴纳年租金的制度，在每个人看来似乎都是最明智的采纳方案。

政府的一项永久性年度基金将由此建立，而且必定逐年增加而非减少。

香港将永远拥有以合理价格获得充足劳动力的巨大优势。

任何可能需要的中国人口数目，总是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国大陆获得。

我不能不提到，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强烈特征中，包括了在香港建立自由出版（free press）。

报纸通常是英国定居点的首批事业之一。

关于殖民，有一种说法是：法国人占领一个地方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要塞，西班牙人是建造教堂，而英国人则是建造工厂或仓库。

但也许更具特征的是，英国人建立的首批事物之一必定是印刷机。

英国人随身带着他自由讨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能够在印刷品上痛快地发牢骚的权力，补偿了他在新定居点早期的许多不便。

当时在中国出版的有四份英文报纸：《香港公报》（Hong-Kong Gazette）、《东方环球报》（Eastern Globe）、《香港纪录报》（Hong-Kong Register）和《广州新闻》（Canton Press）；其中最后一份在澳门出版，其他三份均在香港出版。

在第一份报纸中，所有政府公告均经授权刊登。

根据最新消息，马礼逊学堂已开放了一段时间，受教育的中国青少年正在取得良好的进步。

最近专门为商船服务而开设的海员医院，预计可容纳五十名士兵和军官。

该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每位入院者需每日支付一定金额以维持其日常费用。

1843年香港的《中国之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