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国府三都之一——黄花岗上的自由女神

今天，提起革命的策源地，或许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延安，而不是广州。

事实上，广州是孙中山的大本营，也是他三次建立政权、主持国共合作的中心。从1895年到1925年，广州见证了孙中山的历次受挫，但也象征着重生的转机。

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继续在广州进行着巩固革命政权的努力，从今天的叙述里，我们仍可看到不少人对这一阶段的革命成就的描述。再加上国民党是一个广东党，即使在蒋介石取得最高领导权之后，也并未改变这一事实。

因此，广州之于国民党，确是见证了无数往昔，又凝聚着无限乡愁的革命圣地。

为了加强党的号召力，国民党也在广州建立了一系列公共纪念空间，希望由此将革命的历史瞬间定格在人们的公共记忆中。其中最早的一个，或许就是民国初年修建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黄花岗起义爆发于1911年农历3月29日。在此之前，同盟会已经进行了9次失败的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其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死亡改变了它在革命记忆中的分量——百余名革命党人的牺牲，“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使黄花岗具有了缅怀的价值，相比于半年后那场真正改写了历史的武昌起义，黄花岗正因其失败，反而更符合人们对于革命英雄的期待。

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你会看到一尊自由女神像，站在纪功坊的顶端，平静地眺望着广州的中轴——这大概已经令经历过革命之集体化时代的今人，感到遥远而陌生。

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下由七十二块连州青石叠砌而成的“金”字形叠石纪功坊上，刻着国民党在世界各地的支部——秘鲁、英伦、美洲、缅甸……国际化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孙中山最初成立兴中会，依靠的正是这样一个大部分由海外华人组成的组织。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孙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几乎都只能算是“境外反清势力”，在鼓动宣传方面小有建树，但武装力量薄弱，国内的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彼时，孙大概还是一位自由女神的信徒，向往在中国建立起西方的代议民主制政体。

此纪功坊始建于革命事业停顿的1919年。这时孙中山刚刚经历了护法运动的失败，正在苦闷与求索之中。为了重新凝聚革命力量，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也正是此时，孙应林森之请，写了《为劝募建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功坊捐款致各埠同志书》，号召华侨同志“协力捐助”。

彼时，陵园的设计者潘达微在墓道口设置的骷髅雕塑，或许隐秘地透露了一种虚无的倾向，一种对于革命意义的怀疑。恐怖的骷髅雕塑，一方面让人们联想到先烈的牺牲，另一方面也让人联想到：“恶劣的现实与民众的苦难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变，先烈牺牲的意义根本无从兑现，曾经的勇气与希望瞬间化为无力与绝望，于是哀感顿生，悲从中来。”【1】“革命为一些人所期盼，然而真正的难题不在于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后的第二天’。”【2】

但也正当此失落彷徨之际，同样是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蔓延到上海，孙中山的书桌前。以后的人们会知道，这意味着革命即将走向一个具有截然不同面貌的新纪元。

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年，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纪功坊在广州落成，定格了革命早期向往自由民主的西化面貌，但也似乎为这段时期画上了一个句点。

1924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反帝”成为革命的新口号，自由女神像第一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尽管孙本人努力调和两种叙事，试图给自己的革命行动寻求一个连贯性的解释，他在演讲中称：“吾党人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此等出外谋生者，多由他人借给船费，就是卖身为‘猪仔’。落船后已觉不快，登岸后更不快，至派往园口矿山做工后，更觉痛苦非常。”【3】

但在鲍罗廷的工作日记里，已经把“海外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视为敌人：“那些在海外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现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党会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来他们会被从东南亚撵走。”“为何他们不干脆退出国民党？那样至少可以不搅扰民族解放斗争。不,他们说怎么能退出已经加入了20年的国民党。这就是不‘尊重元老’了。实际上在这种‘尊重元老’下面隐藏着某些自私自利的目的。”“从国民党在其行动纲领中明确宣布他将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之日起,海外国民党冒险家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必将告终。”【4】

他们的论述自然都有其所本，但也很清晰地映照出此阶段国民党革命路线转换的一个侧面。

尽管孙中山本人对公布反帝的宣言依然有所犹豫，但他确实在探索将国民党改造为“列宁式政党”的途径。因此，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意义是使革命走上了一条“党化”的道路——此后不论各派系如何竞逐，统治中心如何转移，所谓的革命精神如何“退化”，对于党之权威的强调却始终如一。

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活动也在党权的塑造过程中越来越具备组织性。1926 年广州工农两会全体代表抵黄花岗，立于烈士坟前，举行祭礼: 一、奏乐; 二、行三鞠躬礼; 三、读祭文; 四、奏乐; 五、报告; 六、呼口号; 七、摄影。但直至 1927 年黄花岗纪念日前夕，时在广州的鲁迅追忆十七年前 “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仍称 “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5】似乎仪式的完备，反而使纪念流于形式；恰如对党统的强调，反而使主义日趋僵化。

同样是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统治中心的转移，使广州由中心变为边缘，也将纪念烈士的仪式由陵园转移到了中央党部的大厅。仪式的环节与前相比更加繁琐，且融入了孙中山崇拜的元素。【5】

蒋介石对广州与黄花岗没有特别的“乡愁”，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将这一世所共知的革命符号为己所用。在此层面，强调先烈事迹的具体面向与地域特征，反而于蒋介石是不利的。

1930 年 7 月 10 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00 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正 “革命纪念日”，将革命纪念日分为 “国定纪念日” 与 “本党纪念日”，“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 改称 “国定纪念日” 中的 “革命先烈纪念日”，【5】因而从具有特定身份的七十二个人，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先烈们。纪念仪式本身，亦从广东一隅推广至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与中小学于三月二十九日均要举行纪念活动，并放假一天。

至此国民党的旗帜已遍及全国，然而先烈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却似乎已成明日黄花。

1936年5月，白崇禧到广州，与陈济棠密谋两广联合共同反蒋。但陈济棠部下余汉谋却暗中与蒋联络，在其资助下发动兵谏，后被任命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取陈而代之。

也许是为了向中央输诚，余汉谋在升任广东绥靖主任之后，向中央请资重修黄花岗烈士陵园，将自由女神像拆毁，改塑国民党党徽。党权的提升，最终重塑了这片记忆之场的模样。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自由女神像得到重塑。但文革期间又遭破坏，改塑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

如今，在政府的历次修缮之下，这里已经基本恢复了原初的面貌。纪功坊上的女神像依然平静地凝视着众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于此驻足的游人的心境，其实已大不相同。

1917 年，当年收敛烈士遗骨的潘达微，在他主编的《天荒》画刊中，选登了一篇题为《堕泪碑》的短篇小说，故事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的冷寂景象为背景，虚构了一对男女在墓地邂逅的对话——

“娘子，诸烈士慷慨死义，自然有人景仰，今日这般冷清，却是何故?”

“先生有所不知，诸烈士希冀共和，甘心一死......方今共和已去，诸烈士反为多事，遂尔寂寥，真真可叹! ”【1】

其中已经蕴含了深深的失落，但其后历史的复杂性实则远远超过“共和已去”四字的分量。

革命的暴风骤雨将陵园内的榕树养得枝繁叶茂，根须垂进土里，又长成了新的树干。潘达微若回到此地，也许正不知该欣慰还是怅然。

但是没想到，开篇写黄花岗一下唠叨了这么多，并且写着写着又忍不住打开了论文……以至于使本文失去了游记的真意……后面应该不会再这样了，嗯。

总之还是推荐大家去黄花岗看一看，遥想一下昔日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