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自由”下的“折翼”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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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的自由与不自由

中国台湾的文案大师徐舜英曾讲过，“服装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政治就是一种高明的服装。”

这句话与近日涌现的“穿衣自由”大讨论，实在很切合，充满了民主、平等的色彩。

“穿衣自由”和以前调侃的“车厘子自由”“财富自由”有所不同，后者讲的是经济上的选择。“穿衣自由”则偏向个人的审美与权利。

它的原话是：“一个女孩，无论拥有什么样的身材和肤色，在穿衣服这件事上都可以受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并且在此基础上不会受到他人的限制和阻止，也不会遭到言语、行为以及任何形式的评价。”

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我有选择衣服的权利；第二层，你没有评论的权利。如果只说上半句，无比正确。但有了下半句，就开始变味——“你既然进入了别人的视线，别人为什么就没有评论的权利？”

为了“穿衣自由”，网上引发海啸般的评论。有女生留言只敢在国外穿吊带露大腿，也有男生站在父亲和男友的角度对“穿衣自由”提出了忧虑，更有男性发表了一些极端恶劣、不尊重女性的评论。

虽有媒体评论报道，“穿衣自由”是个历史问题，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穿衣不自由”的；同时，这也是个国际问题，不仅中国女性穿衣不自由，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不自由，落后国家地区更不自由。

笔者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这场舌战，这已经不是一个“如何穿衣”日常层面的问题，更是一次两性之间的权力博弈，一场身体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对话。

这样的故事内涵也发生在陷入窘境的维密身上。

暗淡的维密，被叫停的时尚秀

维密创始人Roy Raymond的开店灵感，来自于陪着妻子逛内衣店时，陈设的“几块毛巾布和丑陋的尼龙印花睡衣”，这些商品让他提不起兴趣。

于是，Raymond下定决心要开一家男人也可以逛的、款式精致的内衣店。

1977年，他和妻子一起在加州创办了首家维密店，定位是“一家可以让男人自如购买女士内衣的商店”——Raymond想要追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致感，“秘密”指的则是女性层层衣衫下的内衣。

让维密大火的维密秀——是首个将“时尚”与内衣相结合，利用媒体塑造性感女性形象的时装秀。从1995年第一届维密秀诞生，通过“满足男性偷窥乐趣”，开始成功跻身主流娱乐。然而，在经历近15年的辉煌后，这场时尚盛宴收视率年年下滑。2015年维密大秀的收视率暴跌30%，收看人数骤降至659万人；到了2018年，维密秀总观众数已跌至327万。

和收视率下滑相伴的还有销售业绩的严重下滑，2018年年报显示，维秘母公司L Brands在2018年营业收入为12.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亿美元。净收入为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亿美元。

维密的国际化战略起步较晚，2017年才在上海开设大陆首家旗舰店，同年底的维密大秀也在上海举办。进军大陆也是大张旗鼓，邀请刘雯、奚梦瑶、睢晓雯、何穗、谢欣和陈瑜等7位中国超模走秀，成为史上最多中国模特参与的维密大秀。而当时上海维密秀，门票一度炒到了35万元天价。

但中国市场并没有挽救维密的星途。自2017年起，维密纠纷不断，先后因内裤甲醛超标、今年L Brands的首席执行官Leslie Wexner又被卷入到与前私人投资经理Jeffrey和Epstein的性丑闻中，L Brands的股价跌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

就在8月11日，66岁的Epstein在狱中上吊自杀。

维密的核心价值在于“性感”。从Roy Raymond创始之初，“性感”向来是被男性视角所定义的，包括身材高挑、丰臀细腰等。但伴随女性经济势力、METOO运动以及健身普及的崛起，“性感”的定义开始被革新。与维密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运动内衣的兴起与畅销。

运动内衣新势力

2019年3月15日，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天猫超级品类日及天猫运动户外发布《运动内衣潮搭品类趋势研究报告》称，近三年来线上运动内衣潮搭品类的市场规模大幅提升，2018年消费额较2016年增长266%，其中运动内衣消费是增长的主动力，“内衣外穿”再度成为时尚潮流，健身运动消费人群对运动内衣的需求正在“时尚化”升级，运动与生活场景的界限正在模糊。比如流行的SPORTY GIRL套装：暴走的萝莉背心式运动内衣+Lululemon女士运动长裤，在运动、逛街、通勤场景间，随性转换。

Lululemon是近年来兴起的北美瑜伽服品牌，2018年的销售额达到了33亿美元。集团全年的股价累计上涨78%。本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也超出了预期，在线业务激增，尤其是中国线上业务增长了76%。

Lululemon将昂贵的女性瑜伽服变成了主流时尚，带动了“运动休闲服”的潮流。靠瑜伽服起家，主打女性运动市场的Lululemon，其理想顾客是“一位名为Ocean，32岁，年收入10万美元的单身女性。她很忙，有自己的公寓，爱动、时尚，每天会花上一个半小时锻炼。”

《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里作者就有描写上东区名媛对Lululemon的挚爱。因为这种价格不菲，又紧身的瑜伽服，不仅体现穿着者的经济实力，更有文化个性上的优越。相当于向大家昭示：“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生活健康、严格自我管理的自律的人。对“运动=自律”的推崇，正是近年来运动内衣大热的深层文化原因。

虽然维密也有转型运动内衣的举措，但因其创始之初的男性视角、重视觉不重体感的“基因”，很难与Lululemon这样的专业级选手抗衡。运动内衣的面料材质，对皮肤摩擦、吸汗、体温甚至体味有特殊要求，更需要高科技的纤维面料。这与向来重装饰轻舒适的维密背道而驰。

维密与Lululemon、Nike运动内衣的角逐，更像是服装史上的两性斗争。这在服装文化史上，也早有先河。其中，尤以当时新女性代表的香奈儿，和崇尚华丽性感的迪奥最具代表性。

香奈儿与迪奥的世纪之争

香奈儿与迪奥，设计师本人并未碰面，但他们的粉丝却经常较量，互相看不上，时不时还要拿二者出来比较。

香奈儿和迪奥都是时尚大师，两个人整整隔了一个时代，一个二战前发迹，一个二战后崛起。但他们的设计、理念却大相径庭，甚至可谓针锋相对。

香奈儿制帽出身，白手创业，她的时装风格洗练而简洁。深井晃子在《二十世纪流行的轨迹》中写道：“她（香奈儿）把英国绅士打网球、马球、高尔夫、驾驶帆船时优雅地穿在身上的开衫、毛呢夹克和裤子、平纹针织面料做的衣服、航海服等元素纳入了女装。一战之前的女人过的是什么都不干的日子。她们裹着厚重的布料，活在层层叠叠的花边里。每走一步都能听见布料摩擦的响声。而香奈儿打造的新式女装专为运动的女人设计，与之前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后，这样的衣服就演变成了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中性风格，并为二十世纪的女装打下基础。”

和出身低微的香奈儿不同，迪奥是个“富二代”。家族在诺曼底的海滨城市Granville有产业。他热爱艺术，早年间经营画廊，后投身于女装、时尚事业。与香奈儿的简约中性风不同，迪奥崇尚性感妩媚的华丽风格，重视腰线的设计。他的裙子突出女性的臀部，长裙摆遮到小腿，凸显腿部线条。这就是后来被写进时装史的“New Look”（新风貌）。

除了女装外，两个品牌的“一姐之争”还体现在香水、手袋等其他领域。比如，1921年，香奈儿推出了No. 5香水，香味醇厚，散发成熟女性的优雅魅力；迪奥在二战后推出一款香氛，Miss Dior，这款香水则是为年轻洒脱、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孩所定制。

总的来说，香奈儿更像是独立自主的事业女性，而迪奥则是热衷在男人怀里撒娇的小甜甜。

2017年迪奥被LVMH集团公司收购，作为公司麾下与路易威登、纪梵希、罗威（Loewe）、芬迪（Fendi）等众多奢侈品牌并列的一员。

而香奈儿集团至今独立，2018年首次公布财报——2017年总销售额达到96.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14亿元），根据同期发布的财报显示，2017年Gucci（古驰）共实现销售额72亿美元，而爱马仕（Hermes）2017年全年销售额为63.76亿美元。香奈儿业绩依旧名列前茅。

两者的品牌价值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香奈儿之所以走到今天，运营上是保持了稳健的财务状况：始终保持自己是一家私营的、独立的公司，不盲目扩张和资本运作；在品牌输出上，所倡导的，也和当下火爆的Lululemon一样，当代独立女性的价值观，至今仍为全世界女性推崇备至。

时尚的悖论

“服装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这句话还是男士西装最好的背书。西装是法国大革命后渐成气候的市民制服。人们创造它的初衷，是出自“不问出身（等级、阶层、民族），所有市民从同样的位置起跑”这一理念的盛行。西装的流行，充满了平等、民主的政治色彩。

时尚就是不断造就“新民主”。文章开头提及的“穿衣自由”，女性讨论呼吁的，也是要拉平性别、身材上的“不平等”。

而维密的衰落，原因在于不仅没有成就“新民主”，而且不断强化“不平等”。将女性身体作为男性消费视线下的展示商品，充满了“性别不平等”。视觉导向的设计，也让身材不完美人士感到“身体上的不平等”。

近年来，健身的普及、运动内衣的流行，开始逐渐消除身体上的先天不平等。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维密天使模特那样，拥有一米八的个头，纤腰翘臀，但运动能让人拥有一样的“马甲线”。运动开始成为新的时尚、新的民主。

但我们要警惕的是，当下媒体过于吹捧运动的效用，将身体管理上升到道德规范，用运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自律、努力，以爱美、健康的名义，不断奉劝人们身体改造——这同样也是可笑的。因为这样，运动的时尚也终将走向它的反面，开始形成新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