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女神何艳玲:“党建+服务”激活超大城市老旧社区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何艳玲

“十五五”规划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与“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置于重要位置，标志着基层治理现代化步入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超大城市老旧社区的治理效能，不仅关乎宏观政策的落地质量，更成为检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否深入微观生活世界的试金石。然而，这些社区往往陷入“问题空间”的治理困境：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社会资本流失、居民参与不足，致使传统的技术性修补与行政化摊派难以从根本上激发社区活力。针对这一难题，广东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以“党建+服务”为内核，创新性构建“5分钟幸福生活圈”治理模式。这一实践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有形的“空间再造”到深层的“社会再造”的范式跃迁，为破解活力与秩序的统一难题提供可行性方案。本文旨在系统剖析华富实践的“社会再造”逻辑，重点阐释其如何通过空间、关系、服务与主体的协同生产，将原子化的居住空间重构为具有内生韧性的“生活共同体”，以期为超大城市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共同体生成的前提，是可供共同生活展开的“关系场域”。华富实践通过重构社区空间属性，将沉默的物理容器转化为承载社会关系、激发公共交往的活性媒介，其核心在于党组织对空间生产权和使用权的主导性配置。莲花三村社区的改造，就体现这一逻辑：社区党委以老党员自愿共享的100平方米家庭庭院为原点，通过组织动员将其转化为公共生活触媒；继而借助“民生微实事”平台，将住宅楼架空层改造为居民活动节点，最终形成由23个节点构成的“亭院驿站”三级网络。空间功能实现转换，私人庭院变为公共议事厅，废弃角落变为美学实践场。这为“关系再联结”，奠定物理基础。

这一模式在街道，已形成可复制的操作策略。例如，莲花二村社区构建“1+30”微阵地体系，有效延伸社区服务的工作触角；新田社区将地铁枢纽1000余平方米商业空间转为公共服务用途，实现交通与生活功能的复合；黄木岗社区甚至在棚改临时办公的紧张条件下仍挤出160平方米活动空间，展现出较强的空间挖掘能力。这些探索的共同特征在于，党组织作为“空间规划师”，通过资源置换、项目包装与政治动员，将碎片化、边缘化的空间转化为系统性、功能化的公共领域。这些系统性空间改造与功能重塑，共同构成“5分钟幸福生活圈”中“可及、可用、可感”的物理基座，使空间成为催生共同生活的活跃场域。这一过程的深层逻辑在于，以党的政治权威打破既有产权界限与使用惯性，将空间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公共价值”，为居民提供可及、可用、可感的公共生活基础设施。“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在此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空间赋能策略与生活场景营造技术。

空间改造为公共交往提供可能，而信任、互惠与集体认同等精神内核，需通过制度化平台持续培育。华富实践中，党建引领的核心功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编织者，将松散的邻里转化为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社会资本。莲花二村社区的“红色物管”模式，展现组织嵌入路径。社区党委推动物业党支部与社区支部结对共建，建立多方联席会议制度，将物业公司转化为治理责任合伙人。“红色管家”服务队通过“四到家”行动，建立牢固信任纽带。田面社区的“小马扎工作法”通过消解组织距离重建沟通关系，社区干部以非正式姿态与居民平等议事，将治理议题融入日常交流。

更深层的机制在于，社群网络的结构化培育。莲花一村社区通过“群团议事厅”将瑜伽协会、乒乓协会等兴趣群体转化为协商主体；莲花三村社区组建“社区生活美学社”，吸纳居民能人参与空间营造。这些实践将松散个体编织成“微社群”，使共同体升华为“文化共同体”。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党组织对社会自组织的吸纳、引导与再组织化。

由此，党建引领活力社会的关系机制可归纳为，通过创设制度平台、设计合作框架、塑造互动仪式，引导居民之间、居民与组织间的横向联结与纵向整合。这一机制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相呼应，其理论价值在于揭示社会资本从生成到转化的组织化路径，及其如何内化为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华富实践突破行政配给与市场化外包的二元框架，探索出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社会性市场”模式。莲花一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公益+运营”机制，就是一个代表，建立“公益普惠—市场分层”结构，运营收益的5%反哺社区公益基金，形成“服务提升—居民参与—收益反哺”的内生循环。莲花二村社区“AI+幸福共育”项目，实现20%净盈利率并执行相同反哺机制，展现技术赋能潜力。

与此同时，服务供给呈现智能化与枢纽化转型。莲花一村社区、莲花二村社区等，引入“AI+服务”场景，提升响应效率；新田、梅岗等社区党组织，则转型为资源“超级链接者”，对接企业资源开办特色服务，搭建医疗协同平台。上述实践，也意味着“5分钟幸福生活圈”的服务供给形成内生循环。这一转型使服务直接提供者转为供需匹配者与质量监管者，构建起共同体的“资源循环系统”。在此，“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目标，也具体化为可运营、可增值、可反馈的良性基础设施，使民生服务从单向支出转为可持续投资，体现“十五五”规划中“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

空间、关系、服务机制的落地，依赖于治理主体的能力转型。华富实践推动社区党组织从行政末梢执行者，转变为能够创造性经营共同体的治理主理人。这一转型，体现为角色边界的拓展。面对田面产业园升级困境，社区党委主导终结长期存在的二房东模式、引进战略投资；针对莲花三村物业分散管理问题，设计《公共空间共管公约》与激励机制。这些任务，要求治理主体具备产业知识、法律素养与项目管理等专业能力。在深圳市委组织部、福田区委组织部的具体指导下，华富街道将年轻干部培养、社区班子配备与梯队培养置于战略高度，落实“青蓝接力计划”“沙场秋点兵”等举措，目标是将街道社区队伍锻造为能够独立诊断问题、创造性整合资源、设计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治理枢纽，实质是培养共同体的引领者。这一转型的本质，是能力下沉与创新授权的同步推进。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本区域的“首席执行官”、社会资本的“投资经理”与集体未来的“愿景规划师”，从而起到“引领活力社会”的作用。这一主体转型，使党建引领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实际经营能力，契合“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求。

华富实践是多重制度创新作用的结果，其治理机制呈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从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国家与社会互构共生的理论框架看，这一实践通过社会能力的系统性成长，推动治理结构从科层式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演进，形成“有效治理赋能活力社会，活力社会提升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环。

高位推动与基层创新的制度保障。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先行先试”政策授权为基层创新提供了宽松空间。福田区委在探索党群服务中心“党建+服务”“公益+运营”微改革时，赋予华富街道空间使用、项目审批、公益基金设立等权限，形成完整的基层创新链条，克服了“有责无权”的困境。同时，深圳市“微实事”专项资金每年向每个社区投入200万元，“上级资金+基层决策”模式为微党建与微创新提供了稳定的资源支撑。这种制度环境使共同体建设既有政治保障又有资源支持，为党的组织作用发挥提供坚实平台，体现元治理理论中制度供给与规则制定的核心功能。

组织嵌入与社会资本的相互增强机制。华富街道从未采取“包打天下”的行政主导模式，而是通过组织嵌入激活社会内生力量，即党支部建在小区、网格、园区，实现组织覆盖；社区“两委”成员、党员社工、党员志愿者，在议事平台中交流、在项目团队中协同、在服务网格中结对，实现人员融合；“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联动体系，实现工作贯通。莲花三村社区“最美架空层”改造中，党组织“启动—赋能—退出”的良性循环尤为突出，社区党委发起项目后，具体设计、运营、维护均由居民美学社自主完成。这种“党建引领、社会协同”模式，使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与累积增值。

需求导向与迭代优化的创新闭环。华富实践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需求采集—项目设计—民主评议—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制度。通过“书记面对面”“居民议事厅”“线上问卷”等渠道，捕捉居民对公共空间的隐性需求与社区服务的差异化诉求。莲花二村社区“1+30”微阵地体系，根据所在网格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特征与兴趣偏好定制功能，实现“一网格一特色”，避免“政绩工程”。每个项目均进行评估与年度迭代，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形成“实践—反馈—优化—再实践”的改进螺旋，确保治理创新的生命力。

数字赋能与制度创新的技术协同。数字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共同体建设目标而非技术展示。莲花一村社区构建数字服务双平台，实现“一屏统览、一键预约”，开发数字驾驶舱监测活动场次、人流量等指标，引入“欢群”APP，搭建“居民点单—党委派单—平台接单”服务链，打破行政边界实现资源共享，提升服务覆盖广度与供需匹配精度。项目与银行合作，建立第三方监管账户，实现资金透明管理。这种“技术+制度”的协同，既提升治理效率，又强化共同体认同。

华富实践的核心启示在于，“生活共同体”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需要通过“党建+服务”的制度化路径，进行系统性“社会再造”。这一实践回应“秩序与活力”的现代性命题，证明通过有效制度设计可以在保障秩序的前提下系统激发社会创造力。展望“十五五”时期，该实践为超大城市探索兼具精细化治理与人性化活力的发展道路提供重要范式，实现治理体系与生活世界的结构性耦合，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