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和平，广阔的欧洲世界将重返战场，迈进独特的‘尚武精神时代’，应依据战争目标来衡量战争行为是否可行……”
——弗朗西斯·利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历史与政治科学教授）“战争准则与惯例”系列讲座 《纽约时报》连载并被全美报纸转载 1861.10—1862.3
“这场斗争我最重要目标是维护联邦，而非奴隶制存废。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使联邦得以维持，那我就不会解放奴隶;如果要解放所有奴隶，联邦才能维持，那我就解放所有奴隶;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而其他奴隶继续被奴役，联邦才能维持，那我也就会这样做。对于奴隶制及有色人种问题，我有所作为，那是因为我相信那样有助于维持联邦。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所忍耐，这同样是因为，我相信这样有助于维持联邦……”
——亚伯拉罕·林肯致信《纽约论坛报》1862.8.22
数字是那个年代的标志：阵亡统计、预算开支、分门别类记录耗费的生命及所获收益。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战争如何让士兵送命”2012
林肯《解放宣言》只针对南部联盟，没有触及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及密苏里等支持联邦的蓄奴州。战争改变了一切，种植园主身份变得模糊了：拥有黑人不再是年轻一代白人极力追求的目标，也不再是年轻白人妇女出嫁的条件。马里兰州本是蓄奴州，战争初起时极力支持南部联盟，但同时也支持联邦，派出数千士兵守卫华盛顿。接下来发生的事从“正面”证明了认识上分歧带来的影响：
对马里兰白人来说，既为反对奴隶主而战，又允许本州保留奴隶制，这种矛盾做法急需克服。1864年该州废奴主义呼声日益高涨，最后投票表决，未统计缺席者票数前，投票结果刚刚显示反对解放奴隶，后来追加大量投票后，结果变成支持解放奴隶了。那么何种原因导致1864年马里兰那么多投票缺额呢？显然是士兵和水手没有参与投票。当这些士兵唱着《约翰·布朗的兄弟》奔赴战场时，他们的思想也变得热爱“自由”了，只不过行动上稍稍迟缓一步而已。无上荣耀 内战地狱
与之前所有战争一样，疾病对士兵而言是比战斗更可怕的杀手，造成美国内战66%伤亡。为北方而战者近210万，36万伤亡，但只有约11万（5.2%）因战斗直接阵亡（67058）或受伤后丧命（43012）。疾病致命比例虽高得惊人，但与1846-48年墨西哥战争相比已大为改善，此战病亡与阵亡之比7:1。
为南军作战者近88万，约25万（28%）丧命，据联邦军官威廉·福克斯估算94000（10.6%）为战斗阵亡或因伤不治。托马斯·利弗莫尔1900年出版经典著作《美国南北战争数字与损失》总结道：“所有邦联军伤亡报告都不完整，福克斯上校相关统计数据，也只能视为最保守估计”。这些数字可能仅供参考，但还是显示南方约11%士兵丧命于战斗或受伤，与北方刚过7%的比例对照，南军伤亡率高出30%以上。
我们还要记住，上述伤亡数字是基于“拿起武器”者计算，如考虑到并非所有穿灰胡桃色军服（南军）与蓝色军服（北军）的都参战了，这一比例还会被稀释不少。北方统计情况好些，反映了工业化社会组织优势。福克斯1899年编写的《南北战争兵团损失1861-65》，堪称最出色的美国内战统计报告之一。他回忆从军作战记录反复无常时曾说：
“一场艰难战斗之后，兵团指挥可能给妻子写封家书，详细描述兵团作战行动，一些部下也会向家乡报纸投稿说明战斗状况，但没有正式报告送到总部。许多上校觉得报告是一项令人厌烦且不必要的工作。”
荒唐的是，保存记录这件事本身也可能让人丧命—1893年存放内战资料的华盛顿特区福特剧院地板坍塌，22名职员被砸身亡——那正巧就是28年前“内战王者”大奴隶主亚伯拉罕看好戏兴致正浓时遇刺殒命的包厢底下。但即使在那个陶醉于官僚机制和专业技术的年代，委婉地说，记录可能还不太准确，特别是南方邦联。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大量南方作战部队记录被销毁，留存数字也遭篡改。对某些部下指挥官自愿甚至自讨苦吃地宣扬本方承受高伤亡之举，罗伯特·李感到震惊，仿佛这是他们的荣耀勋章一样。李将军被迫于1863年5月发布命令制止有关行为，他担心只会长敌人志气，尤其是在葛底斯堡遭遇毁灭损失时，“要系统性地刻意低估己方伤亡人数”。操纵“人数”，并非百年之后深陷“外战”（越战）泥潭才采用的把戏。曾为联邦军征战，传闻亡于1913年墨西哥内战的作家安布罗思·比尔斯，写过一些哥特式幽灵故事，如《恩赐解脱》一文描述某次战斗场景：
“胜方阵亡者名字都已统计完毕，敌方则只有阵亡数字，对他们来说那就够了，许多人被算了好几次，故此后纳入胜方指挥官正式报告里的总数，展示的也更多是一厢情愿而非真实战果。”
可以说，美国内战是在英勇嗜血剧场里上演的惊魂剧。
“我家就是内战象征”
1856年，弗朗西斯·利伯辞去南卡罗来纳学院教职，结束南方小城流放生活，几乎举家迁往纽约。南北两方日益加剧的裂痕，也撕裂了利伯一家：27岁的长子奥斯卡留在南卡，他差不多一生都在那里度过，自然站到家乡所在州一边。1860年父亲写信告知儿子，自己会投票支持亚伯拉罕·林肯，家庭内部分歧更无法调和。次年3月，利伯得知奥斯卡已加入南部联邦精锐汉普顿军团，指挥官是利伯以前的学生，年轻富裕的南卡种植园主韦德·汉普顿。次子汉密尔顿、幼子诺曼则承父命加入联邦军，利伯给朋友写信说：“你瞧瞧我，我家就是内战象征。”
尽管家庭内部分裂，利伯支持联邦作战的热情未因此消退，父子反目可能还起了反作用。1861年春季，利伯已坚信内战将是“文明史上最伟大一战”，不久开始与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频繁通信，信里附上手握锤子的素描，表达面对敌人应有的姿态。1862年7月进白宫给林肯颁发荣誉学位时，他递交了类似的一封信，此后两人多次见面，有一回他还直接说：“总统先生，难道你就不能给我们展现一点点斗志吗？”总统的回答并不乐观，利伯意识到“他显然很头疼这种想法”。
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观察家们期望战争不会在光临欧洲及其全球殖民地，和平组织遍地都是，人们梦想国际法院颁布和平决议，平息各种引发战争的纠纷，大哲学家康德也写下了“永久和平论”。但亲历过滑铁卢战役，1821年西点军校毕业的利伯，依然热衷于战争。他告诉听众，康德关于和平问题的长篇大论，是这位哲人“最肤浅的著作”，它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旨在将痛苦最小化、幸福最大化的时期。但利伯指出,“实用主义幸福”并非最大的善，而“自由、权利、真相、正义、文明、纯善与人道”，所有这些价值“都高于”幸福和财富，有时需要以武力来捍卫。他大声疾呼：
“自由女神不可能永远刀剑入鞘。”
本篇资料来源：（美）约翰·法比安·维特（耶鲁大学法学院 美文艺与科学院士）《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2013）、（美）迈克尔·斯蒂文森（《国家地理杂志》“战场：战争与地理史”编辑）《世界阵亡简史》（2012）
延伸阅读：废奴主义者成了坏人
每本新教科书都介绍“州权问题”是如何妨碍南部联盟事业的，却忽视了思想在南部的作用。事实上联盟方面的种族意识，甚至更无法服务于其战争目标。按照联盟说法，黑人喜欢奴隶制，然而为了防止他们反叛逃亡，联盟各州出台了“二十个黑鬼条例”，规定一名白人如监管20个以上的奴隶即可免征入伍。内战期间南部联盟从前线撤回三分之一兵力，分派到奴隶人口较多地区，以防范奴隶起义。
当联邦（北方）允许非裔入伍时，联盟方面迫于思想局限断言：“黑人几乎不可能像白人那样作战”。第54马萨诸塞有色人种团及其他黑人连队，都以无可辩驳的英勇气概驳斥了“黑人低劣论”。接下来发生了更不相称的行为：南方白人禽兽般虐待黑俘，把黑囚钉在帐篷架上活活烤熟，指挥官下令实施针对黑人的“皮洛堡大屠杀”，所有这一切都在保全白人文明名义下发生。
维克斯堡陷落（1863年7月4日）后，戴维斯总统提议将奴隶武装起来为南部联盟而战，如果他们合作不妨许诺给予“自由”。但既然据称奴隶是奴隶制度支持者，被奴役是他们最佳状态，那么“自由”怎么成了奖赏呢？为赢得外部支持，一些联盟领导人主张完全废除奴隶制，南方报纸编辑也为此造势，《杰克逊密西西比人报》写道：“虽然我们起初为奴隶制而战是一项原则，但若要成为一个单独国家必须废除奴隶制的话，那就让我们废弃它吧！”
阿波马托克斯受降（1865年4月9日弗吉尼亚）前一个月，南部联盟议会通过征召黑人士兵入伍的标准，表明战争已让奴隶主提高了对黑人能力的估价，并充分暴露其意识形态混乱。毕竟黑人新兵们为何而战呢？为继续被奴役还是为脱离联邦？一旦黑人也被武装起来了，那南方白人又为何而战呢？正如佐治亚的南方摇摆政客豪威尔·柯布（内战初起时主张维护联邦，后有主张脱离联邦）所言：“如果奴隶能成为好战士，那我们整个奴隶制理论就是错的。”
总而言之，内战必然事出有因，有因也就有果，教科书应该告诉我们那些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种沉默一直持续了很久，整个20世纪教科书都将内战视为“本质上一致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美国种族关系陷入最低谷时（1890-1940），人们开始心照不宣地认为，南方北方白人都一样是美国人，那些年代南北白人达成和解，合力对抗非裔美国人，这样废奴主义者就成了坏人。
资料来源：（美）詹姆斯·洛温（佛蒙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老师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里的错误》（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