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义女神》看法律与道德的角力:当“未成年”遇上“罪与罚”

14岁的高成彬因涉嫌谋杀6岁男童被判无罪。在受害者母亲苏丽慈面前，他露出微笑，轻声说：“我就是故意的。”愤怒的母亲持刀挟持了高成彬，被赶来的警察当场击毙，倒在血泊中。

这是2026年播出的港剧《正义女神》中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一幕，也是全剧的核心命题。女主言惠知原是高等法院法官，眼看事业要更上一层楼，却因这一宗未成年人坠楼案，主动降职转岗少年法庭。她翻查高成彬过往记录时发现：这个少年此前已数次因较轻罪行被带上法庭，但因当时未满十三岁，最终都被撤销控罪、没有留下案底。正是这个发现，让她意识到自己放纵了一个未成年人的罪恶，间接导致一个母亲的死亡。从此，她不再追求所谓“业绩和效率”，而是坚守自己的准则：真心悔过的给予机会，死不悔改的给予惩戒，在每起案件中力求法理与人情的平衡。

《正义女神》跳出了传统港剧的爽感叙事，将镜头对准少年法庭，围绕校园霸凌、未成年人犯罪等真实案件展开，探讨原生家庭、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法理与人情”的权衡。全剧的核心矛盾，正是法律与道德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时常对立的复杂关系。

一、剧中投射：少年法庭上的法理与情理

《正义女神》中的法庭场景，直观展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张力。

一方面，法律框架内的道德裁量无处不在。言惠知对真心悔过的少年给予机会，对毫无悔意的则予以严惩——这不是对法律的背离，而是对“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实践。近年来，多起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最高法明确：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道德情感的过度介入也可能扭曲正义。剧中，受害者母亲苏丽慈因丧子之痛而相信自己的判断，控方也在道德义愤中倾向于认定高成彬有罪。这说明，当道德判断缺乏证据支撑时，同样会造成冤屈。

剧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高成彬被无罪释放后，竟跑到受害者母亲面前“耀武扬威”，亲口承认自己是故意的。这一举动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法律的宽容并没有换来施害者的悔悟。这种情形被法律学者所警示：未成年人的身份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必须杜绝“一放了之”“不了了之”的处置方式。

二、现实基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法律框架

《正义女神》的故事并非空中楼阁。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

刑事责任年龄的三级梯度构成基本框架：《刑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对八类重罪负刑事责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仅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情节恶劣、经最高检核准追诉时才负刑事责任。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已审结4件相关案件，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在司法政策层面， “宽容不纵容” 已经成为鲜明的导向。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下降2.2%和9.8%，为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对涉罪未成年人，起诉5.6万人，附条件不起诉1.6万人，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最新意见中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宽容不纵容”实际上就是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让受害者得到抚慰，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2026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更进一步完善了对未成年人的矫治体系。针对实践中涉案未成年人利用年龄“免罚”漏洞、屡教不改等问题，新法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或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

这些制度的完善，正是对“恶魔少年”现象的制度性回应。法律不能以年龄作为“保护伞”，未成年人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

三、深层追问：法律与道德的三角关系

《正义女神》不仅是一部律政剧，更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戏剧化追问。这一追问，可以借助法哲学中的经典命题来理解。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最核心的问题。 在法律思想史上，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大基本立场。实证主义分析法学派主张，法与道德相分离，法就是法，是“主权者的命令”，完全排除了道德因素。而自然法学派则认为“恶法非法”，法律在本质上含有道德属性，邪恶的法律从根本上丧失了道德属性。美国法学家富勒更进一步，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了“法律的内在道德”概念，认为法律秩序要以道德为基础。

从调整范围看，两者的分工截然不同。 法律不调整人的思想，但道德可以调整思想；大部分社会关系可由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但诸如友谊、爱情等部分社会关系只能由道德来调整。这意味着，一个在法律上“无罪”的人，在道德上未必无可指摘；一个在道德上被谴责的人，也未必应受法律制裁。高成彬被判无罪，不等于他的行为在道德上可以被接受。

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法律与道德的三角关系更为尖锐。 这种张力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罪责年龄悖论”——法律必须划定一条刚性年龄线，但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度是渐进的、因人而异的，机械执行年龄标准可能导致实质上不公；二是“保护与惩罚的平衡”——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当罪行极其残忍而施害者又确实年幼时，司法面临两难；三是“社会防卫与个体救赎的冲突”——法律需要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害，但同时也要给失足少年留有救赎空间。

《正义女神》给出了剧中女主角的答案：坚持“真心悔过的给予机会，死不悔改的给予惩戒”。这虽然朴素，却点明了法律与道德的黄金结合点——法律的宽容应以施害者的真诚悔改为前提。

结语：正义女神为何蒙眼？

古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忒弥斯蒙眼白袍，左手持天秤，右手持剑。蒙眼象征着司法不受表象迷惑，天秤意味着衡量是非，剑代表着惩恶的权威。

在少年法庭这个特殊的场域，裁判官既要保持法律人的理性，又要怀有教育者的温情。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专门挑选具有专业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资质的法官参与案件审理，强化心理抚慰，发出家庭教育令，让“依法带娃”成为社会必修课。这正如言惠知在剧中所做的那样——在法理与人情的权衡中，摒弃非黑即白的评判，探寻救赎与教化的意义。

法律与道德的终极关系，不是谁服从谁，而是在各自领域中发挥最大功能，并共同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正义。正如英国法学家丹宁勋爵所言：“法律应当是正义的工具，而不应是权力的工具。”面对屡教不改的“恶魔少年”，司法机关当不留情面；对于不慎失足的迷途少年，法律会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如何拿捏这其中的分寸，不仅考验着司法者的智慧，也考验着整个社会的良知。

或许，这就是《正义女神》想要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正义，不是冷冰冰的法条，也不是泛滥的同情，而是一颗既能明辨是非、又懂得悲悯的心。